一道穿越时代风云的人文景观

一道穿越时代风云的人文景观

北京中山公园建立之初曾称中央公园。作为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公园,它的出现与国家政治体制变革息息相关,是城市发展与市政建设的重要成果,背后映射出近代北京社会变迁的丰富内容。

昔日禁地 今日公园

元代以来,由于长期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皇家园林与坛庙一直占据着北京园林体系的绝对主流,政治属性非常突出。发展至清代,紫禁城内有御花园,皇城内有西苑“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清廷还在北京城西北开辟了三山五园。这些空间完全封闭,是皇室专属的活动场所。除此之外,北京城还有社稷坛、太庙、先农坛、天坛等专门举行祭祀与庆典活动的场地。这些地方几乎与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绝缘。什刹海位于“三海”北侧,是内城为数不多的开放性空间之一,但面积狭小,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园林。

相对而言,城郊可供平民游览的园林更多,如城南永定门附近的陶然亭、城西的西山等地。陶然亭地势高亢、视野开阔,周围芦苇青葱,一望无际。不过,陶然亭位置较偏,交通不便,并不适宜多数普通平民。西山地区虽然景色秀丽,但也因同样原因,无法吸引更多的民众前往。

清末新政时期,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初步启动,建设一座新式公园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些留学生和有海外经验的人对西方公园的介绍也提供了舆论支持。1905年,天津《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清政府官方也开始出现了倡导的声音。1906年,出洋考察归来的戴鸿慈、端方等人奏请朝廷,建议创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不过,北京第一座现代公园的出现已经是民国之后的事情了。

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北京传统园林的对外开放与功能转化提供了前提。辛亥革命之后,南北议和,新政权建立。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设立治丧所,供民众瞻仰。时任交通部部长的朱启钤因负责指挥事宜,有机会深入社稷坛内部巡查。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是古柏参天,遍地榛莽,重门紧闭,一片荒芜。朱氏对此深感可惜,开始考虑如何治理。第二年,北洋政府获得紫禁城南半部的所有权,社稷坛也包含在内。此时朱启钤已经担任内务总长,于是与几位友人筹划后,决定在社稷坛基址上改建公园。

社稷坛始建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位于紫禁城外西南方,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为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社稷坛分内坛、外坛两重,建设中央公园的过程中主要对外坛进行了改造。当时朱启钤正以京都市政公所督办的身份主持正阳门改造工程。他指示利用天安门前两侧拆下的千步廊废木料修建公园长廊,并对社稷坛、祭殿、庖厨等原有建筑加以保护修缮,作为景观单元加入新的公园之中。他还特别强调,对内坛格局及古建筑应尽量保存,对明初筑坛时栽植的多棵古柏,特别是坛南部辽金古刹所遗的古柏,要一一记录树围尺寸并妥善保护。

社稷坛改建工程规模浩大,北洋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经费,朱启钤采取了募捐的方式。第一次列名参与募捐者多为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包括段祺瑞、汤化龙、梁敦彦、王士珍等60余人。半年时间筹集4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1000至1500元间。

1914年10月10日,经过初步改造的社稷坛向民众正式开放,这是北京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座现代公园。当日正值民国国庆,社会各界热情高涨,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曾经的宫苑禁地,平民百姓亦得观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近代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不过,直到社稷坛开放后的第二年,才正式被命名为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创立初期,采取了当时非常先进的管理模式。1915年组建董事会,主要由旅京士绅、商人组成,专门负责经营园内诸项事务,日常经费则依靠各董事的会费、捐款、政府拨款以及门票收入维持。同时,中央公园制定开放章程十二条,确立宗旨为共谋公众卫生、提倡高尚娱乐、维持善良风俗。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后来连续担任这一职务达35年之久。建园25周年时,朱氏就曾表明心迹:“一息之存,斯志不怠。”他在园内的办公场所就自题为一息斋。

中央公园开放之初,设施比较简陋,此后逐渐完善,改建或增建新景点,如唐花坞、春明楼、格言亭、木桥、来今雨轩等。同时,园内种植花木,以牡丹、芍药、丁香、海棠最多,经常可以在时人的日记中看到赴中央公园赏花的记录。中央公园也成为北京城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气最高的公园。小说家曾朴曾在 1918 年旅京期间对其描述:“古柏参天跸路长,名园高占地中央;笙歌院落人声沸,灯火楼台夜色凉。树影深藏清社屋,月明近照汉宫墙。谁知紫禁森严处,辟作民间游戏场。”

近代风云 历史见证

中央公园自建成之后,不仅成为北京市民游览的休闲场所,也是一处政治意味浓厚的公共空间,政府、各种社会组织以及政治团体在此开展多项政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公园已经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公园范畴,具有更加强大的社会辐射力。

1915年5月,日本提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北京商会等民众团体在中央公园发起集会,抗议日本扩大侵华权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以及中央公园等地召开大会。北京大学等也以欧战总结为主题,在此举办多场庆祝大会,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庶民之胜利》。1919年,北京政府将原来德国人建在东单的克林德碑转移到中央公园,并改为公理战胜坊,象征洗刷国耻。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亲自主持奠基典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日,灵柩由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安置在拜殿之中,供全体市民公祭,随后转至西山碧云寺暂厝。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的统治确立之后,中央公园改称中山公园,在此连续多日举办各种活动,庆祝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1929年,国民政府把原停放在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柩移往南京中山陵,北平市政府命名拜殿为中山堂,为永久性纪念之所。此外,由北平妇女协会等民间团体发起,经北平市政府批准,在公园内建成孙中山奉安纪念碑。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中山公园复改为中央公园,中山堂一度更名为新民堂,成为新民会的活动场所。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再次改称中山公园,沿用至今。

中央公园的不断更名,反映的是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执政者通过对公园名称的更改,赋予其特定的政治含义,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意志。而对于许多前清遗老而言,他们一般仍称中央公园为稷园,因其原为社稷坛,亦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

雅士汇集 思想涌动

现代公园作为西方都市文明的象征被引入中国,成为新思潮的载体,不仅可以改善环境,供人休闲、娱乐,还成为政府进行启蒙教化的重要场所。许多公园都建有图书馆、民众教育馆、体育场、音乐堂、阅报亭、卫生展览所、博物馆、陈列所、纪念碑、格言亭等,被赋予了增长国民见识、提升国民素质的附加功能。

中央公园开放后不久,就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捐资,将社稷坛的大殿改造为中央图书阅览所,这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之一。1915年,北洋政府为了向民众宣传卫生常识,在社稷坛西侧配房设立了北京卫生陈列所,主要展示各种卫生图画、肌肉骨骼模型、标本及有关卫生的书报,普及防疫知识,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增进卫生观念。

中央公园特别受到社会中上层,尤其是知识精英的青睐。相对而言,知识群体更注重公园的社会交往功能,优美的景色也更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购票规则对进入公园的人群也进行了一种过滤,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园内部的氛围。中央公园内部设立有警察与派出所,负责维持园内秩序。在公园内游览有各种规定事项,一些在园外非常普遍的行为在园内被明确禁止。

《新青年》杂志社、文学研究会、国语研究会、新潮社、语丝社等团体在中央公园都留下了诸多痕迹。蔡元培、胡适、鲁迅、章士钊、吴宓、戴季陶、于右任、朱自清、沈从文、萧乾、徐志摩、林徽因等文化界名人经常光顾这里。张恨水就是在中央公园里勾画出了小说《啼笑因缘》的故事结构,同时也把园内的景色融入《春明外史》《斯人记》等小说之中。

茶馆是北京民众日常聚会的重要空间。在许多人的回忆中,中央公园的茶座有五六处之多,最热闹最为人注意的,则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等。不同的茶座有不同的特点,大致对应不同的目标顾客群体。春明馆比较旧式,被称为老人堂。茶客中不少都是飘洒着长髯的老人,经常在此下围棋、鉴赏古董。这里的点心也带着浓厚的旧时代色彩,保持着古色古香的面目。柏斯馨则纯粹是摩登化的,主要售卖西式茶点和咖啡,传统的茶几乎不会出现,通常是洋派人物喜欢光顾。长美轩的风格则介于二者之间,可以称中和派,主要顾客是中年人或知识阶级。谢兴尧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一文中将三个茶馆对应三个不同的时代,即上古(春明馆)——中古(长美轩)——现代(柏斯馨)。他观察到,凡是去吃茶的,先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地。对北京旧事非常熟悉的邓云乡也得出结论,老先生是不到柏斯馨的,正像青年们不到春明馆去一样。

中山公园是近代北京一道特殊的人文景观。它不仅是市民放松身心的休闲场所,更是集政治、教育、商业、文化多种内容于一体的新兴多功能公共空间,为多个社会阶层提供了活动舞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在北京的城市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选择在这里开展政治活动,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团体也选择在此发动群众集会,宣传他们的主张。各种社会力量在此聚集、争夺与妥协。如果把中山公园为一个横截面,我们借此可以窥见近代北京社会演进的方方面面。

(作者简介: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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