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和：父亲王耀南在抗日战争中的几件大事（2）

还有一件事，第二年大地回暖之后，备料工作按时完成，父亲带领工兵营开始了建机场的工作。为了保持机场路面的直度，每隔100米就打一个三角桩，分段取直。后来，又怕100米较长，取不太直，就又每隔50米打一个，然后再利用三点成一线的道理，进行长和宽的取直，还从老乡那里借来绳子，扯直了边。取直工作完毕，战士们又用大石头在路面上打了很厚的一层底，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60厘米的方石。可见，战士们为了保证机场的质量所下的功夫有多大。

萧司令员、聂部长经常来到工地，并多次说：“在施工中缺少什么，你们就讲，我们会全力办的。部队由你指挥，干部由你调动，只要能完成任务，大家一起想办法，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营里和连里的干部们都成了技术员，指导着干部战士和老乡们铺机场跑道。

跑道基本铺完后，又在上面铺了一层20厘米厚的石灰、黏土、细沙，为了把它们压得坚实些，战士们向老乡借碾子和夯具，当地的乡政府牵来了几十匹骡马，带着几十个碾子，又派人使唤牲口，用碾子结结实实地碾了一遍。然后，又找来了许多夯具，排着队把路面狠夯了一遍，直到再也夯不下去为止。每当战士们议论起边区政府和人民对建机场的支援时，总是感激不尽地说：“这机场的建成，有边区人民的一半心血。”

边区人民和政府的支援，使人常常想起他们在生活上对战士的关怀。当时，陕北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但老百姓却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粮食支援战士，常给连队送来许多的牛、羊、肥猪，使战士们一直生活得很好，在繁忙的施工中，保持了较好的体力。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延安建飞机场时干部战士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人民与军队之间水乳交融的情景，常常浮现在我父亲的眼前，让他常常激动不已，每每都能让他从中汲取力量，得到鼓舞。后来，我父亲还常打听飞机场的情况。听说飞机安然无恙地起飞和降落，机场经受住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父亲的心头总会泛起一阵自豪的快意。特别是1945年8月至10月，当听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和返回延安时，都是从这个机场起飞和降落的，我的父亲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我父亲说：“要没有延安老百姓帮助支持，这个机场是不可能建好的。”

二、灵石遭遇战

灵石县在山西省，建好机场以后，我父亲回到部队作战。1939年，他接到命令，让他迅速下到部队去帮助工作，说这次下去任务很重，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但不宜在那里长期任职。我父亲到了陈士榘支队，一个支队两个团。参谋长尚无合适人选。陈士榘提出让我父亲任参谋长，我父亲了解了情况后说，首长让我在支队临时帮助工作，不同意我长期任职，并提出去一团任团长。因为一团军事工作较弱，新兵多战斗力差，昨天还在地里干活，今天戴上八路军的帽子就是个兵，连枪栓都拉不开，更谈不上打仗了。

我父亲到一团以后，迅速组成爆破组、投弹组、刺杀组，由老兵带着训练，虽说军事素质有所提高，新兵得到了锻炼，但是这只是纸上谈兵，战士没有面对面地与鬼子作战，心理因素还没有很大的提高。

1939年6月18日，根据陈光代师长的命令。支队长召集我父亲和二团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议决定打灵石县城，干部战士决心很大，支队长让我父亲发言，我父亲不同意打县城，因为上级命令打县城的边远村镇，因此打远离县城的双池镇比较合适，这样可以以战代训，只要打了这一仗就大不一样了。支队同意我父亲的作战方案，并提出部队行军时，由支队长和政委率机关及二团一营为前卫，二营殿后，我父亲的一团居中。

1939年6月19日晨，部队开拔。上午10时左右，从灵石县双池镇以东下毛家庄子方向跑来好多老百姓。他们说：“双池被鬼子占了，正在那里杀人呢。”我父亲问：“有多少鬼子？”老百姓说：“有好几千人。”部队没有得到师里通报说同蒲路以西有大股日军活动。但为了慎重起见，我父亲立即派出侦察员前去侦察并带上警备员，骑着马，追上支队机关，将这一情况报陈支队长。支队长根本不相信，他说：“我又不是盲人，老百姓都在跑，我又不是没看到。”我父亲说：“我已经派骑兵去侦察。”支队长说：“老百姓的话，你也相信？几个鬼子打个膏药旗，赶得几万老百姓跑，你又不是没见过。”支队长说：“部队待命，你负责，待侦察员回来你们再行动”，而后支队长带领二团一营骑上马走了。

过了约十几分钟，我父亲隐隐约约听得前方传来枪声和迫击炮弹爆炸声。我父亲说：“糟了，支队长和鬼子打上了。”我父亲说：“命令！团政治处主任带领机关向反方向撤退，安置好后归队，所有部队向出事地点进发。”

这时一个骑兵侦察员回来了。他满身是血，见了我父亲报告说：“二团一营被鬼子包围了，支队长阵亡了。”我父亲问有多少鬼子？侦察员说：“是骑兵，大约600多人。”

原来，侦察员沿公路，在距二团一营前方约二三公里处与鬼子一个骑兵大队不期而遇。侦察班长率全班和鬼子打上了，以掩护二团一营，并命侦察员回来报告。支队长了解情况后，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军，但敌人已从公路两边高地成钳形状包围上来。敌人向我军发射迫击炮弹，侦察员亲眼看着支队长被打倒了，他估计支队长已经阵亡了。

侦察员汇报后，我父亲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赶快回去找支队长。”我父亲带队爬上小山坡一看，糟了，敌人对二团一营实施钳形包围，局部正在拼刺刀。鬼子是骑兵联队，有700多人，各个都挎着马刀，父亲命令部队立即展开，要吹冲锋号，但是绝不能冲锋，大家不解，父亲说：“鬼子是骑兵，他们每个人都背着马刀，训练有素，绝不能与敌白刃，我们拼刺刀拼不过他们，白白送死，不能触这个眉头。”

这仗难打，以往打仗我们弹药缺乏，只能靠近战接敌，用大刀、刺刀杀敌，但对此精通刀术的骑兵，近战我军反而显弱，不能以弱击强。而敌军是孤军轻骑深入，不能久战。日军一向以武器比我们强而制胜，轻骑兵没有太重武器。此役，双方对阵是以己之弱对人之强，所以我父亲说是个难打的仗。好在我们躲在下毛家庄子的山沟里、河沟里，是暗处；敌人在山坡上是明处，反变不利为有利。我父亲让部队集中打敌人机枪射手，它威胁太大。这时团参谋长蔡正国回来说：“支队机关撤到西泉后，地方政府给了两个游击大队。”

我父亲命令一营和民兵游击队偷袭敌军马和辎重，到时要加强对敌攻势，掩护偷袭。游击中队迂回到二团，加强二团火力。游击队大多数使用土枪，虽然对敌人杀伤作用小，但是威慑作用大，使敌人发现我军援军上来了，动摇其指挥官出击的决心。果然游击队上去，热闹多了，鸟铳的轰鸣声和黑火药的烟雾告诉敌人，我军增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