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成：《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3）

3.君臣共治

《贞观政要》卷一第二篇是《政体》，在封建社会里，政体实际上是官僚体制问题，包含君臣关系和臣僚与臣僚之间的关系。《贞观政要》卷二的《任贤》《求谏》《纳谏》和卷三的《君臣鉴戒》《择官》也是讲政体；卷四的《规谏太子》讲接班人的问题，实际上也属于政体问题。

《贞观政要·卷二·论求谏》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与群臣通过探讨西晋末年和隋末的皇帝都因拒谏、臣下不敢谏导致灭亡，得出了国家要存续，须得君要明、臣要直的结论。唐太宗说：“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这种君臣共治的理念是他虚心纳谏，魏征等诤臣敢于直谏的思想基础。

《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与群臣探讨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大臣们普遍认为隋文帝勤劳思政，从上午上班一直工作到下午天快黑，就连吃午饭都是把膳食叫到办公的地方吃。唐太宗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勤政是因为他的天下是篡取来的，不是自己打下来的，他担心别人也会如法炮制篡取他的天下，因此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他怎么说大臣们就怎么干的局面。然而天下那么大，政事那么多，时势随时在变化，一人独断怎么能行呢？应该由宰相筹划，大家一起商量，稳妥之后再实行。这也是君臣共治思想的体现。

卷二中有一篇标题叫“求谏”，唐太宗之所以向大臣们求谏，采纳他们提出的好的意见，甚至希望大臣敢于直谏顶撞他，就是因为他具有君臣共治的思想理念，明白大家商量着做事可以减少差错。

《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里提到了唐太宗行政班子中的八个人，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徐懋功、温彦博、虞世南、马周。这八个人中，只有房、杜两人算是他的死党。剩下的六人中，魏征、王珪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手下；李靖和徐懋功两位武将一个是隋朝的旧臣，一个参加过瓦岗寨起义；虞世南和哥哥虞世基一起在隋朝任职；马周是从民间提拔上来的布衣宰相。这样的八个人能在一起共事肯定不是因为效忠唐太宗本人，一定是为了唐代的兴盛。这个班子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不同意见的人，但彼此间非常和谐。一次聚会，大家都很高兴，唐太宗让王珪评价在场的其他大臣。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济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征。至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于数子有一日之长。”包括唐太宗在内，大家都认为王珪的评价非常准确、中肯。这说明唐太宗行政班子的成员对彼此非常了解，整个班子相处得很融洽，形成了君臣共治的局面。

《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记载，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唐太宗认为“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的成果是公卿共同努力的结果，说明君臣共治的思想至少贯穿了贞观时期的前期和中期。

贞观时期设立中书省和门下省，规定中书出令门下可以反驳，就是为了防止执政时出现错误。从这一设置我们可以看出，贞观时期臣子间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无论是谁提出的事情，唐太宗都支持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理性讨论，但绝不可意气用事，或碍于私人情面对问题有所隐瞒。只要臣子各尽至公，敢于直谏直奏，唐太宗就不会把他们的言论作为妄议朝政，安上有污圣旨的罪名。他要求各个官员和部门不能只知道转发圣旨，因为光是发公文的话谁都可以胜任。选官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代表百姓提意见，为民执政。

君臣共治思想与先存百姓思想相辅相成。唐太宗担心刺史和县令不能勘养百姓，为了解除顾虑，他把刺史和县令的名字及事迹挂在寝殿旁，看谁有值得推广的善政，应该得到提拔。

4.慎终如始

《贞观政要·卷十·论慎终》记载，贞观五年，天下初治时，唐太宗就提出过须常思始终：“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十一年，魏征上《谏太宗十思疏》，也都是围绕着如何做到善始慎终的问题。

在贞观时期的前中期，唐太宗较好地贯彻了他的四个政治理念。但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他的宰相班子和理政思想也出现了变化。吴兢认为，唐太宗虽然终不如初始，但仍是一位善始善终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