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保成：《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4）

（二）其余几卷的具体内容

《贞观政要》第五卷共五篇，分别为《论仁义》《论忠义》《论孝友》《论公平》《论诚信》。第六卷共九篇，分别为《论俭约》《论谦让》《论仁恻》《论慎所好》《论慎言语》《论杜谗邪》《论悔过》《论奢纵》《论贪鄙》。把俭约、谦让排在前面，将奢纵、贪鄙放在最后，从这个排列顺序我们可以看出吴兢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这两卷主要讲以德治国。唐太宗、魏征、房玄龄等人多次强调，仁义是立国之本。他们还将司法公平与诚信联系在一起，倡导“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贞观元年，长孙无忌被太宗召见，情急之下未解佩刀入宫，出门时才被监门校尉发现。宰相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失职，应该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罚铜二十斤，太宗表示同意。大理寺少卿戴胄当即反驳：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现，两者同样是失误，为何一个只是罚铜而另一个要处死呢？太宗听后反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而包庇他呢？于是又重新审议，免去了监门校尉的死罪。

根据《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记载，唐太宗因为汉文帝提倡节俭对他十分推崇。贞观时期的三个宰相一个户部尚书，临死时家里简陋到没有可以设灵堂的地方。岑文本当上中书令后，旁人劝他赶紧趁机置办点家产，他说：“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

根据《贞观政要·卷五·论孝友》记载，房玄龄对继母非常孝顺。继母生病后，他亲自伺候，端汤喂药，还为她烹饪可口的饭菜。医生来看病，他亲自到门口接送。房玄龄作为第一宰相，同时也是孝顺的典范。

根据《贞观政要·卷六·论慎言语》记载，唐太宗讲话之前首先考虑的是他的话是否会给老百姓带来危害，造成负担。

《贞观政要·卷六·论杜谗邪》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唐太宗称自己一生“勤行”三件事：一是总结前代帝王得失来治理国家；二是任用贤人；三是贬斥小人。他规定“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意思是对于诬陷别人的人，他诬陷别人什么罪就治他什么罪。比如造反论罪应该杀头，诬陷别人造反，那么那个诬陷别人的人就要杀头。一次，有人诬陷魏征谋反，唐太宗说：“魏征，昔吾之雠，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直接将诬陷魏征的人拉出去杀掉了。

从第五、第六卷的内容可以看出，贞观年间提倡仁义、谦恭、友爱，讲究诚信，形成了崇尚节俭、杜绝谗邪、戒贪戒奢的社会风气。加上前面讲过的唐太宗提出希望天下百姓人人富裕尊贵的愿景，我们基本可以看出贞观之治的大概面貌。

第七卷共三篇，《崇儒学》《论文史》《论礼乐》，基本属于大兴文教的范畴。第八卷共五篇，《论务农》《论刑法》《论赦令》《论贡赋》《辨兴亡》，主要讲固本宽刑。以农业为本，前面已经举过固本的例子。宽刑强调律法是天下之法，非一人之法。因为各级官员总想通过抓捕罪犯来提高政绩，所以唐太宗反复强调执法应宽简。贞观四年，天下被判死刑的人只有29个。犯人少可以说是治世的一个标准。《辨兴亡》里有两章内容与第六卷《论奢纵》重复，说明奢纵与国家兴亡是紧密相连的。也可能是吴兢本人也无法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论述，在编纂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第九卷讲征伐和安边。安边主要是针对如何安排突厥的问题。征伐主要讲征伐高丽的事情。根据《贞观政要·卷九·论征伐》记载，贞观十九年以前，唐太宗伐高丽还能听得进臣下的劝谏；但贞观十九年以后，像隋炀帝一样愈发好大喜功。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上奏劝谏太宗，但他仍坚持要去攻打高丽。这一篇实际上反映了唐太宗治理后期存在的一大问题。

总体说来，《贞观政要》全书十卷四十篇，按照前四卷讲君道、政体，第五、六卷讲社会公德和从政要求，第七卷至第九卷讲治国安邦的基本策略方针，第十卷强调慎终如始的思路，我们对全书的结构和基本内容进行了简单梳理。

四、《贞观政要》的影响、价值和存在问题

作为一部对治国施政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贞观政要》与儒、法等各家著作不同。前者是经过时间和实践验证的，后者大多没有实践，还停留在思想的层面。因此《贞观政要》中的经验比之一般的思想著作对实际更具操作性，它的价值就在于既有对思想的总结，又有对实践经验的记录。

唐代后期比较有作为的三个皇帝，唐宪宗、唐文宗和唐宣宗都认真读过《贞观政要》，这在《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宋仁宗也认真读过《贞观政要》，他之所以要修《新唐书》，就是因为在面临内乱外患的局势时，想到唐朝的兴盛，认为应该学习唐朝，特别是唐太宗对国家的治理。一直到南宋初期，宋代的各个皇帝都在修政训，这实际上是政要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政训著作，大部分都失传了，而《贞观政要》经过历史检验流传了下来，足见其影响力。

当时的辽和西夏都翻译了《贞观政要》。元代戈直撰《贞观政要集论》，将从唐代到元代戈直以前22位知名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对《贞观政要》的评论收录其中。《贞观政要》不仅在辽宋元流传，还在唐宪宗前后被遣唐使带到日本，形成了三个抄本，甚至成为日本天皇的教科书。

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帝王的标杆，《贞观政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方略，始终受到推崇和效法，但《贞观政要》的编撰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太过突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这一基本观念，只记录好的方面，忽略不好的方面。对魏征去世之后的事记的很少，没有记唐太宗后悔，曾把魏征的墓碑推倒的事情。还有，唐太宗临死前，对徐懋功很不放心，曾故意将徐懋功发配出去，再让太子李治在登基后把他调回来，以此施恩来替太子李治笼络人心，实际上就是玩弄权术。徐懋功老谋深算，知道唐太宗的用意，所以被调走时走得很果断，在唐高宗继位时顺利被调了回来。这些事反映了唐朝后期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此外，《贞观政要》还忽略了唐太宗治国思想中非常关键的一条，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曾说：“自古皆贵中华（指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一重要思想观念在《贞观政要》中没有体现，找不到任何线索和类似的表达。再有，对一些事例发生的时间记录不够准确，有的一看就是错的。虽然书中片段截取自他本人修的国史，但实际内容比照《旧唐书》的原始文献来还是有些粗糙的。这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遗漏，或者是他本人出现了一些疏漏。

最后补充一下吴兢撰写《贞观政要》的初衷。前面我们提到吴兢得罪了张说，给父亲守丧回来之后被张说赶出了史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唐朝的朝廷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所以他编《贞观政要》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劝唐玄宗向唐太宗学习。

吴兢从很早就开始编《贞观政要》，但直到开元十七年才获得将其进呈给唐玄宗的机会。当时宰相萧篙正好兼修国史，又是集贤院学士。之前提到吴兢不跟张说共事之后就被安排在集贤院修史，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贞观政要》通过萧篙呈给玄宗，意在提醒玄宗有国有家者，只要向唐太宗学习，就可以保证国家的长久存续。然而唐玄宗非但没有读《贞观政要》，还把吴兢贬到了外地。这一贬之后，吴兢再次入朝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给一位皇子做老师，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了。

吴兢上奏提醒唐玄宗要向唐太宗学习，做一个善始慎终的皇帝。他在上书表中以伊尹自比，将唐玄宗比作纣王，大概意思是纣王不尊祖业伊尹斥之，你唐玄宗不尊祖业我吴兢斥之。当时正好是唐玄宗四十五周岁生日，看到这样的话肯定是火冒三丈。唐玄宗将自己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让全国人民都来给他庆生。而唐太宗认为母亲产子的过程是痛苦，反对过生日，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在开元十四年，吴兢向唐玄宗上奏，就提出过玄宗应该向太宗学习，纠正自己的行为，这时的唐玄宗已经有些德消志异了。作为一个身处盛世的正直的史学家，吴兢没有一味歌功颂德，而能在盛世中发现颓败的危险信号，向治理者提出保持善始慎终的有益谏言，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贞观政要》不仅提供了治国施政的实际经验，也传递出一种盛中观衰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我今天要汇报的主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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