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树：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优化营商环境（4）

四、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构建“双循环”

通过上述对良好营商环境各方面的总结，我们应当意识到，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构建“双循环”。

《建议》第16条指出，“畅通国内大循环。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建议》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的高要求。对此，我们要落实竞争中性，打通生产、分配和消费方面的各个“堵点”，促进人才、资金、数据各要素合理流通和高效率聚集，通过创新来弥补供应链不足，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通盘考虑供应链产业链集聚与生产流通等问题，通过营商环境的便利化吸引人才。

“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要求我们必须推动营商环境的便利化。如果营商环境不好，如企业办事不方便、法律制度不健全，交易成本就会增加。营商环境便利化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因为营商环境的第一位是制度环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政策、法规、制度的出台直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求我们畅通国内大循环，把时时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多次要求，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先后提出“注重需求侧改革”“注重需求侧管理”。从“改革”到“管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供给侧、需求侧两个改革，容易造成主线不明确，我们要明确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二是需求侧主要由消费决定，而消费的变化由市场和社会的许多变量决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改革的问题。

2020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同步落地实施，为我国以法治形式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举措。二者以鼓励国际循环、优化营商环境为主旨，既考虑“内循环”，又涉及“外循环”，对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议》第17条指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实施贸易投资融合工程，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建议》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的高要求。对此，我们要改变过去主要靠劳动力和市场来吸引资源的形势，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对标国际，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从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实验区以后，我国已经批准了十几个自贸实验区。这些自贸实验区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走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前列。

优化营商环境是畅通“双循环”的催化剂和加速器，有利于落实更高水平的开放：一是优化营商环境能够加快居民消费品或服务进入我国市场，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促进我国相关企业在竞争中开发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消费市场的需要；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可以加快中间产品和重要仪器设备的进口，促进国内产品升级，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达到以进口促进出口、以出口拉动进口的目的；三是优化营商环境可以增加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促使海外投资者将产业链供应链移到中国或继续留在中国。

《建议》第24条指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新产业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畅通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深化政务公开。深化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建议》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的高要求。“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应的是营商环境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内涵。其中，便利化是基本要求，法治化体现的是便利化的法律保障需求，国际化体现的是便利化的国际接轨需求；便利化、法治化助力畅通内循环，国际化则与吸引外资相关，助力畅通外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