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取得重大成效，其主要标志是：全国人民过上宽裕殷实生活，开拓了现代社会治理新境界，社会治理现代化基础性制度不断改革创新，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明显增强，社会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等。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自觉性、全面性、协同性、创新性、系统性、效能性，坚持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新格局，大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现代化水平，全面增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任务和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529-1445（2021）03-0031-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明年上半年党中央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景象也将为世人所瞩目。充分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重大标志性成就，准确把握在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新课题新要求新任务，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标志性成就和重大意义

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全国人民过上宽裕殷实生活、消除绝对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鲜明标志，也是社会治理取得重大成效的显著标志。自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就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在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当今之中国，全体人民生活实现整体性跃升，基本生活品充裕，吃穿用有余，公共服务普遍享有。城乡人民安居乐业，住房面积持续大幅增长，城镇失业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个人财产不断增多，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高近5岁。更为可贵的是，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不断创新发展，开拓了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的新境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党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也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论述、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新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治理的系统论述，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更加突出党的领导和党领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更加突出民主法治，扩大人民民主，建设法治社会；更加突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努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的深入融合。这些重大新思想、新理念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工作创新和方式方法创新起到了引领、指导作用，有力推动了社会治理实践全面加强和创新，从而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逐步确立，社会治理现代化基础性制度不断改革创新。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逐步确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社会治理制度。这种社会治理制度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把民主和法治作为根本方式、把活力和秩序相统一作为根本目标。这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运行规律的科学制度。同时，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深化社会领域基础性制度改革创新，基本构筑了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包括创新人口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各项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人口流动合理有序。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农村新型经营制度逐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深化，现代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健全。尤其是全国城乡以党建为统领的基层治理制度不断健全，网格化服务管理制度普遍建立。各领域各层次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创新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

全方位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为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年来，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按照社会治理功能和内部联系，全面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最重要的是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向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迈进。同时，各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急管理体系、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等建设全方位推进。各方面社会治理体系的逐步建立，为维护社会秩序、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大幅提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明显增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注重综合运用经济、法治、道德、教育、行政、科技等多种手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标本兼治。特别是广泛运用信息化手段，大力推行基层“互联网+服务管理”，打造“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借助大数据技术和现代信息化技术，建设政务平台，致力于“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到2019年年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经与全国31个省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40余个国务院部门连接，形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互联平台，服务功能延伸到乡镇、街道、社区、村落的服务网。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提高了城乡社会治理的水平和效能，使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整个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民以安为乐，国以安为兴。”当今中国，国泰民安，社会安定有序。几十年来我国在创造世界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整个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近些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连续10年呈下降趋势。2019年我国刑法规定的8类严重暴力犯罪比10年前下降了50%。联合国有关机构数据显示，多年来，我国每10万人中命案发生不到1起，低于英、德、美、加等西方发达国家，是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些事实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犯罪率升高的西方魔咒。特别是在当前国际乱局交织、局部冲突和动荡不断、个人极端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能在国内快速社会变革和发展不断推进中保持总体稳定，可谓独一无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们党和国家注重平安中国建设。一是逐步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织密治安防控的“天罗地网”。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依法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查处了一批疑难复杂大要案。二是逐步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提升维护公共安全实效。食品安全系统建立了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建立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筑了隔离重大风险隐患的“防火墙”，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明显增强。三是逐步构建国家安全体制，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修订并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筑牢“铜墙铁壁”。建立了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维护国家安全制度。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更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凸显，社会治理多个场域、多元主体、多种手段综合发力，整体效能有效迸发，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从社会治理场域看，城乡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城乡社区采取综合防控措施，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有效控制了疫情扩散和传播。从社会治理主体看，多元主体扛起责任、勇挑重担，构筑起坚固防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凝聚同心抗疫的硬核力量，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投身抗疫战役；政府有效履责，及时施策，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千方百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和工作生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业性和服务性优势，募集款物、驰援疫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心理疏解服务。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履行责任，居家隔离，减少出行，自我防护，自愿加入志愿者队伍，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从社会治理手段看，多种方法齐上阵，科学抗疫，依法防控。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在疫情态势研判、精准防控中得到充分运用，为诊疗救治、新药研发、资源调配等提供了强大技术手段。在阻断疫情蔓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上，各地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依法依规解决疫情期间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出现的矛盾纠纷，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社会有序运行。抗疫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在多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成效，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住了这次集中检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进程及其标志性成就，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世界意义。一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新境界，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与中国的国情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如何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持续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二是为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与环境，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兑现党向人民和历史的庄严承诺作出了突出贡献。三是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雄辩地证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战略安排是完全正确的，为新时代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继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四是为世界上那些期望在加快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保持社会稳定、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全球社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我国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课题和新要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以2021年实施“十四五”规划为开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使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许多重大课题，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影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加速演进阶段。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安全等各方面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这些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无疑会加大我国发展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难度，对社会治理和平安中国建设带来多方面不利影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许多国家肆虐，其发展趋势对世界各国和对我国的影响尚难预料，加之人类社会进入风险频发的严峻时期，社会治理如何做到预为之谋和化险为夷，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影响。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舒适、效率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引发许多新的经济社会问题，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线上线下社会交融，经济社会领域中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概率加大。如何适应这些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关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战略课题。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从社会主要矛盾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多。从发展内涵看，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全面高质量发展，实现更有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需要有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从社会结构演变看，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全方位变化，深刻影响和变革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将不断提高，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加快演进；城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城乡结构进一步深度调整，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快加深，老龄人口会继续增多，而且少子化趋势日益明显。从现代化生产力趋势看，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条件催生的新业态、新职业、新生产生活方式，使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呈现新变化；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智能社会、现实社会建设多向交融互构，整个社会运行的虚拟化和风险性进一步加大。如何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新阶段这些新特征新变化，迫切需要研究解决许多重大课题。

新老矛盾交织叠加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影响。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各种老问题与新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些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如果不有效遏制，不仅会导致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贫富鸿沟，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表明，我国仍缺乏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全面认知，预判风险、应对危机能力有待提高。如何提升非常态化的社会风险处理水平和危机应对能力，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彻底改变，加大了受众获取高质量有效信息的难度。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两者在互动过程中重塑社会伦理，使得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方法在互联网社会空间难以奏效。这些都将对未来社会治理提出一系列两难处理的重要课题。

综合以上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研判，可以看出，我国新的发展阶段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以下新要求。一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自觉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而且是关联甚至是决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进程的重要部分。我们应该从更有力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的影响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坚持落实国家安全观，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要提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性。社会治理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政治安全清明、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安乐康宁。应该用大社会观、大建设观，全面加强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建设，使社会运行中的各种风险、矛盾、问题、需求等全面进入治理范围，从而使现代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的综合性治理。

三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性。协同性是社会治理内部有机联系的必然要求。尤为重要的是，要正确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第一，协同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秩序与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维度和有机统一的目标，两者只有协同推进，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运行。在实践中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顾此失彼。第二，协同维稳与维权的关系。一般地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只有注重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必须努力实现维权与维稳相统一。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第三，协同服务与管控的关系。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提供社会服务，解决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体的需求问题。同时，施之以必要的规范化管控和行为约束，只强调管控而不改善服务，就违背了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要把搞好服务与管理统一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第四，协同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根本保障，必须全面厉行法治；德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灵魂和根基，必须切实强化德治；自治是基层社会运行的基本依托和方式，必须真正实行自治。应当使三者有机联系、相互统一、协同运行，不可把三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四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性。创新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是需要勇于创新。要准确地把握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实现由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至关重要的，是围绕坚持人民至上和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治理体系，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政策措施。更加注重激发社会力量、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着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凝聚力、更显公平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五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社会治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社会治理，又有地区和市域的中观社会治理，还有城乡基层、企事业单位和家庭的微观社会治理，各层次、各方面社会治理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同时，社会与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各领域也紧密关联。必须用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统筹谋划、分类指导、周密组织，使各个层次、各方面、各要素系统互动、相互促进，整体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

六是必须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性。要着眼于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更加注重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切实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本领，不断增强和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着力解决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着力坚持常态化治理与应急性治理的有机衔接、有效应对。因此，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看制度的系统性程度和成熟性程度，更要看制度是否管用，能否有效解决未来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能否有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发展进步。这应成为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成效大小的最重要标准。

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和路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任重道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需要抓好以下主要任务，采取更为有力的举措。

坚持以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为统领，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是完善坚持党全面领导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全过程、全环节。只有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顺利推进。二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领导水平，坚持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社会生态。三是切实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摆到治国理政更加突出位置，各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决策部署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执行力，落实责任制。四是全面分析和准确判断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遵循社会运行规律，把握时代脉搏，善于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解决新的实际问题。五是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把党组织服务管理延伸到各个基层。

坚持以保障和提高民生福祉为根本，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从源头上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根本之策。一是努力在发展中不断提高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注重改善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巩固和扩大脱贫成果，积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二是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三是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创新保障方式。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积极探索老龄社会治理有效的路径。四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着力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夯实制度基础。五是加快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应特别抓紧解决城市黑臭水体、垃圾处理、工矿企业污染、机动车排放污染等城市环境突出问题。要全面开展农村公共空间治理，大力推进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六是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七是更加重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提高全民心理健康水平。

坚持以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为保障，拓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新局面。一是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关键是要加快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和路径，更加重视引导、推动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加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二是构建群团组织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机制。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拓宽群团组织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化渠道。三是完善社会组织协同制度。要进一步规范发展社会组织，重点扶持发展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事业类、慈善互助类、专业调处类、治保维稳类等社会组织。要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激发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与动力。四是健全人民群众参与制度。要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流动人口、两新组织群众工作，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自治圈”和“社会共治圈”。

坚持以推进深层次改革为动力，加快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按照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治理要求，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着力解决社会治理领域的突出问题，加快构建社会治理领域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序的制度体系。一是加快补齐社会治理体系的短板弱项，彻底破除一切妨碍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同时及时创建与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和谐安定进步要求相适应的新体制机制，不断开拓社会治理现代化更为广阔的道路。二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社会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健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三是深入推进社会事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研、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改革步伐，进一步理顺政事关系，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合理有效的基础性制度保障和智力支撑。四是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改革全面深化，确保总体效果、形成总体效应。

坚持以全面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为重点，大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着重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一是完善新时代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进一步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确保“平时好用，战时管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格局，推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加强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和自治机制建设，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二是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大力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尽量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建设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与管理。三是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德治教化作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诚信文化、孝善文化建设。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四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发展和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基层矛盾化解机制，争取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健全社区建设制度，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制。五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乘数效应，实现社区运行“一网统管”，社区服务“一网通办”。

坚持以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为重要抓手，完善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市域是处于国家社会治理的中观层面，是上承国家宏观社会治理，下接基层微观社会治理的枢纽和区位。必须更加重视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大力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一是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推进全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探索市域治理现代化新模式。要聚焦风险防控，着力防范政治安全、社会治安、重大矛盾纠纷、公共安全、网络安全等风险，及时把大矛盾大风险控制在市域、化解在市域，确保不外溢不扩散。二是鼓励各市域大胆探索，加强系统集成，打造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成体。要聚焦社会治理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难题、基层基础工作短板、影响市域安全稳定突出问题，精准发力、精准施策。三是努力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的新方式、新路径。要坚持系统治理，把握社会治理的整体关联性，强化全要素协作配合，重视各方面任务的整合贯通，形成覆盖全面、触角灵敏、上下联动、各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坚持全程治理，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治理机制，形成从源头到末梢的完整治理链条。要坚持源头治理，及早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对策，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力求用最小成本和代价解决问题。

坚持以社会治理数字化为战略任务，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现代化水平。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和发展前沿。必须把开展数字化社会治理作为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一是建立平台型数字政府。加强数字政府顶层设计，从体制机制上破除部门藩篱，实现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业务协同，促进政务流程再造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社会公众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度。二是建立数字化公众治理渠道。各级政府要借助门户网站、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多样化互联网平台征集民意、汇聚民智，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平台新方式和多样的数字化公共事务参与途径，推动形成社会各方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新格局。三是开展关键技术的攻关和应用。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治理模式，推进智能治理基础建设。以大力发展数字化社会治安、数字化应急管理、数字化城市管理、数字化医疗和数字化教育等作为优先部署应用的重点方向，实施应用示范项目。四是构建数字化社会治理新生态。为应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标准缺失、伦理冲击和法律盲点等社会问题，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标准体系研究，完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五是加强网络社会治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要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手段，通过敏感信息识别、情感分析和观点挖掘，识别潜在重大舆情风险。高度重视维护网络社会安全。

坚持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为关键，全面增强社会治理现代化整体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注重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形成社会治理整体合力，不断增强社会治理整体效能。一是坚持把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贯穿到社会治理全过程、各环节中。要尽快把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共同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不断提升政府负责能力和履职能力。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政策体系，确保不断增加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投入和资源使用。三是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各方面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四是加快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的、专业化的社会治理人才队伍和专业工作队伍，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和专业知识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议大力加强社会治理领域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和完善学科布局，加快社会治理和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五是将各个社会治理主体的合力转化成社会治理的效能。要尽快提高社会协同力、公众参与力和法治保障力，把社会治理的合力和优势发挥出来。总之，只有全面提高各方面社会治理能力，才能更好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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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魏礼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