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建筑书写古都华章的北京匠师

用建筑书写古都华章的北京匠师

历史上大气磅礴的北京城,曾经过元明清三朝的不断修建与完善——元代大都城形成帝都规模,明清时期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升级。北京城的营建,汇集了众多北京匠师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与建筑的最高水平,集中展示了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工匠精神。

刘秉忠、赵秉温:高超的城市规划能力

元代大都城的修建,凝聚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匠师,如刘秉忠、赵秉温等人。他们在大都城的规划设计、组织施工、实际建设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秉忠(1216—1274),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大都城的主要组织者和设计者。在大都城规划的实践中,刘秉忠基本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原则:中间是皇城宫苑,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后面有钟鼓楼和市场,其余衙属有序,街巷井然,居室栉比,全城划为五十坊,至于名胜园林、道观僧舍无不毕备。不仅如此,刘秉忠对《周礼·考工记》的设计理念还有创新和发展。元大都城有城门十一座,城门其他几面开三门,只有北面开两门。北面两门,位置与南面开的三个门相互错位,这种不对称的设计充分利用了北方的自然环境,是刘秉忠的有意安排。城市中心点和城市南北中轴线的设计是刘秉忠的另一个创新。元大都城中心点确定在地安门北面的万宁桥。在桥北设有中心台,建中心阁。由中心台向南,引一条正南正北的直线,确定为全城的中轴线。大都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北达中心阁,全长约3750米。明北京城的中轴线是以元大都中轴线为基准设计和发展的。

同刘秉忠一起,参与城址选择、设计的还有赵秉温。赵秉温(1222—1293),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刘、赵二人多次勘察地形,研究地理和风水,认为要解决大都水源和城市供水系统问题,根治永定河水患,必须放弃中都,新都北移。于是,他们利用高梁河水系,将新都建在中都东北郊外。人工开凿一条河道,将北京西北部玉泉山泉水,经太平桥大街南行折而向东,流经西四南大街之泔水桥,到达中海、南海之间的太液池南岸,注入大内正门崇天门前的周桥,经过南、北河沿流入通惠河。在五行方位之中,这条河位于西方,属金,由西北流入大内,人称金水河,又叫御河。这条河,不许饮马,不准百姓饮用洗漱。

蒯祥、徐杲:精湛的建筑施工能力

有明一代,北京城的营建涌现出很多著名的匠师,如建筑师蒯祥、阮安,木工徐杲,瓦工杨青,石工陆祥等。他们在修建陵寝、寺庙及河堤工程中,展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和组织能力。

蒯祥(1397—1481),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蒯祥出生于木工世家,祖父蒯思明、父亲蒯福都是当时知名的匠人。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成祖皇帝朱棣在北京建造紫禁城,蒯祥随父应征来到北京,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建设工程。他初为营缮匠,由于技艺超群,勤劳肯干,遂提升为营缮所丞。蒯祥精于尺度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他都会详细计算,以保证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都与设计图分毫不差,故有“蒯鲁班”之称。他不仅主持重大宫殿建筑工程,还督工营建皇家陵寝。据文献记载,他曾参与、督工修建了明十三陵中的景、裕二陵。

蒯祥还常常会解决一些技术难题。有一次,一位木工锯皇极殿宫门的门槛时,不小心将木料锯短了一尺。这根木料是缅甸进贡的珍贵巨木。闯下如此杀身之祸,木工一时吓得没了主意。蒯祥端详了一会儿,认为可以补救,便接过锯子将另一头也锯短一尺。锯完后,他按尺寸另外雕刻了两个口中含珠的龙头,装到锯短了的门槛上,再把门槛安装到门上,尺寸完全吻合,而且便于拆卸。这种装置,被称为“金刚腿”。

蒯祥供奉工部的60余年间,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屡获升迁,从最基本的营缮匠升任为营缮所丞、营缮所正、太仆寺少卿等职。蒯祥卒后,明宪宗朱见深特派人致祭,追赠其祖、父为侍郎,荫其二子,一为锦衣千户,一为国子监生。蒯祥生前居处也改称为“蒯侍郎胡同”,为京师工匠聚居之地。

徐杲(1522—1566),江苏扬州人,工匠出身。嘉靖年间,他以技艺高超征入京师,官至工部尚书,曾多次负责重大工程设计及施工工作。在重建三大殿时,因上次修缮是在明宣宗宣德年间,时间太过久远,很多匠师都束手无策,只有徐杲通过现有的材料,设计、计算出用料、用量。等工程落成后,所用材料的尺寸与原规划设计不差分毫。徐杲首创“积木为柱”的拼木技术,节约了大量木材和人工,对清代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九月,徐杲受命主持永定河的治理。他在治理过程中亲察水势、测定流量、勘测地形、制订方案。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应该先疏浚永定河的主道,让偏离故道的河水“改邪归正”,最后流归大海,同时在两岸修筑堤坝、填充决口。为预防水患灾害,徐杲下令修筑了长1200丈、高1丈、厚2丈余的堤坝。整个河堤“崇基密楗,累石重甃”,牢不可破,与此前堤坝相比“坚固什百”。这项工程完成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四月,历时仅8个月,使永定河很长时间内再没有洪水泛滥。

“样式雷”家族:卓越的建筑设计能力

清代皇家建筑是北京文化遗存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很少有人知道,圆明园、颐和园、景山、天坛、北海、中南海,乃至京外的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这些多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著名建筑设计,竟出自一个家族之手。这个世袭的建筑师家族被称为“样式雷”。

“样式雷”家族,祖籍江西永修,从第一代“样式雷”雷发达于康熙年间由江宁(今江苏南京)来到北京,到第七代“样式雷”雷廷昌在光绪末年逝世,雷家七代几乎不间断地负责皇家建筑的设计和修建工程。因为雷家几代都是清廷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人,即被世人尊称为“样式雷”,也有口语“样子雷”的叫法。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雷发达(1619—1693)和堂弟雷发宣“以艺应募”来到北京,参加皇宫的修建工程。关于雷家最有名的故事,就是雷发达在修建太和殿上梁之时,康熙皇帝亲临行礼,当大梁举起时,榫卯高悬而落不下,这时雷发达穿上能见皇帝的官服,爬到柱子上,干净利落的几斧子,榫卯合拢,礼成。康熙皇帝很高兴,赐授雷发达为工部营造所长班。这便是后人所说“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的缘由。

其实,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说,并不真实。在历史文献记录中,太和殿确曾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发生于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此时雷家尚未来到北京;第二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此时雷发达已经去世。研究者们经过考证发现,这个传说是移花接木的结果,事件的主角不是雷发达,而是他的儿子雷金玉。

在“样式雷”家族中,名气最大,最受朝廷赏识的是雷发达三子雷金玉(1659—1729)。他因在修建畅春园时崭露头角,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赢得内务府“钦工处样式房掌案”之职,“赏七品官,食七品俸”。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大规模扩建圆明园,将“样式雷”家族事业推向高峰。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雷金玉七十大寿,雍正皇帝命皇太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书写“古稀”匾额作为寿礼,并赐油碌蟒袍一件。转年,雷金玉去世,清廷恩赏盘费一百余金,奉旨驰驿,归葬原籍。

雷金玉去世,他的妻子张氏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她怀抱幼子雷声潋在工部泣诉,据理力争,为雷家争得幼子成年后重掌样式房的资格。

随后,雷声潋次子雷家玺与长兄雷家玮、三弟雷家瑞,一同供职工部样式房。雷家玺是三兄弟中的翘楚,先后承办乾隆、嘉庆两朝的营造业。雷家玺第三子雷景修,16岁开始随父在圆明园样式房学习传世技艺,正当他勤奋学习造业技艺之时,父亲猝然去世。当时,雷家玺因担心雷景修难胜重任,留下遗言,将掌案名目移交他人承办。雷景修知道父亲心意,兢兢业业、尽心竭力,深通营造技艺,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凭借自己丰富的建筑经验和卓越的才能,夺回了祖传样式房掌案之职,主要参与了清西陵、清东陵、圆明园工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西郊的三山五园,样式房工作停止。这时,雷景修除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外,还收集了“样式雷”图档,并保护了起来。“样式雷”图档之所以流传到今日,雷景修的保护之功,功不可没。以后的“样式雷”家族又涌现了雷思起、雷廷昌父子两代人。他们继承祖业,执掌样式房,承担起皇家陵寝以及颐和园、西苑等工程的设计任务。

“样式雷”家族的设计事务贯穿清代皇家建筑工程的全过程,包括相地、勘测,完成总体规划、建筑设计和施工设计等;施工中还要参与抄平、灰线、放样,并适时制作工程进展及竣工实况的画样及说帖等。他们在建造皇家工程时,设计手法和施工过程十分讲究精细。宫廷修筑首先要选好地址,然后按照实际用度来丈量土地,接着内廷提出建筑要求,最后由样式房总体设计,开始绘制设计图。这类设计图包括绘制地盘样(平面图)以及透视图、平面透视图等分图,由粗图到精图,设计过程才算结束。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样式雷”家族还会用硬纸板做成建筑物模型,这种模型用草纸板热压制成,故名烫样。烫样几可乱真,同时还可以拆卸,以便预测在之后的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的烫样技术独树一帜,是了解清代建筑和设计程序的重要资料。

北京,作为千年古都,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底蕴,从城市的轮廓到中轴线,从坛庙观堂到皇家园林,这些历史遗迹共同构成了北京建城的肌理。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北京城的古老建筑凝聚了包括刘秉忠、蒯祥、“样式雷”家族在内的,元明清几代北京匠师们的聪明才智,奏响了带有古都气象的美妙音乐。这乐曲悠扬且深邃,让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红墙绿瓦、玉宇琼楼中感受到千年古都历史的厚重与时间的沉淀,感受古都风韵的绵远悠长。

(作者简介:章永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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