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爱国企业家的突出贡献与核心特质

近代以来爱国企业家的突出贡献与核心特质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并阐释了爱国的具体内涵,即“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事实上,爱国已经成为近代以来优秀企业家的价值追求,爱国的内容与形式也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发出“挽回利权”“实业救国”的时代呼声

近代中国很多利权被西方列强攫取,中国处处受制于人,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因此,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洋务企业家”,明确把“挽回利权”“实业救国”作为创办企业的目的。

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是颇具民族情感的企业家。他提出实行关税保护,“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守我利权,富我商民”。1880年,郑观应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后提出,如果织布局办不成功,会有损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关“利源外夺”。因此,他设法增强同外国商品竞争的能力,以“防外人争利”。郑观应还认为,“我国日用之物多系舶来品,利权外溢”,“夫强始于富,富始于振兴工商”。1908年,他又提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郑观应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要挽回利权、发展实业的愿望和想法,并为此付出了实际行动。

近代实业救国先驱徐润指出,振兴商务“在地之利可以渐兴,在我之利不使外流”。1873年,徐润拒绝美商旗昌洋行委以总买办的约请,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始了其洋务生涯。徐润先后集股创立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由华人自办的保险公司。1886年,徐润将两家公司合并为仁济和保险有限公司。因此,这使原本外商独占的保险业资金回归国人自身,有助于发展民族经济。

“酿酒大王”、南洋华侨张弼士拒不接受当时南洋英国、荷兰殖民政府的封官许爵,明确表示“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他主张“以商战收回利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进行投资。他提出“农、工、路、矿兴”,则“国家赋税可以增,百姓生计可以足,数十年外溢之利权可以挽”。鉴于此,张弼士陆续在国内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等各种企业,所创实业遍及祖国各地,充分体现其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

状元实业家张謇认为“棉铁主义”乃“实业救国”良方。他明确提出“至柔惟棉,至刚惟铁”,因而“振兴棉业之纺织为内维,扩充矿业之煤铁为外境”。他主张,只要大力发展棉铁工业,就能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便可抗衡外国经济侵略。为此,张謇从1898年开始将家乡通海地区作为实验区,创立了一个庞大的跨越工农各业的大生企业集团。据1922年的调查估计,这个集团的资本总额大约达3300多万元。因此,张謇试图从抑制洋纱在中国市场的泛滥入手,逐步实施实业救国方案,充分体现了民族商人的爱国情怀。

“中国船王”卢作孚主张,实业救国“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实现现代化则要“一切产业工业化”。这一切又依赖交通运输业,因为“航业是一切事业之母——主要因素,我们在运输业上工作,便是救国的事业”。为此,他选择交通运输业作为开拓实业的起点,于1925年秋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以此带动其它各业,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另外,还有许多企业家也主张发展实业以“救贫”或“救国”。例如,“棉纱大王”穆藕初提出:“振兴棉业,不但于平民生计上,有密切关系,而于全国经济上,亦生莫大影响。故振兴棉业,即所以救贫,亦所以救国”,因而实业救国的重心是发展棉业。再如,宝兴铁矿公司创办人朱志尧则认为:“一矿之兴,一厂之设,可以养活数万、数十万工人”,“我们要国家强盛,没有钢铁是办不了的”。为此,他开创了国产机器制造业。这些都是爱国情怀在企业家生涯中的鲜明表现。

因此,民族企业家从当时民族危难和个人体验中深刻认识到,发展实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试图“挽回利权”,笃信发展实业救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这种爱国传统就成为他们投身企业活动的首要目标和驱动力。

近代民族企业家大力提高民族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倡导“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

面对当时市场充斥的洋货,商务界曾数次发动国货运动。民族企业家始终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其种种主张和措施,从不同角度体现他们为发展民族经济、开拓国内外市场所做的努力。

津门“国货旗手”宋则久最具代表性。宋则久认为:“若打算救国,必先救穷。若打算救穷,非提倡实业不可。若打算提倡实业,非维持国货不可。”1912年,宋则久发起创立了直隶国货维持会。在为该会草拟的章程中,他提出:“这是吾们联络大家,合群爱国。若果全国统能联络在一起,何愁吾们中国不富不强。”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此后,他多次组织示威游行,散发抵制日货、劝用国货传单。1923年,他把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改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鲜明地扛起国货大旗。宋则久提倡国货的言行,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荣氏家族企业创始人荣宗敬也是倡导国货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发起成立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配合五四运动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五卅”运动期间,荣宗敬坚决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他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在各大报纸刊登。他在宣言中要求“凡本公司范围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苟能持以恒心,守以毅力,庶几舶来品绝迹市尘,而国货得以推行尽利”。可见,荣宗敬饱含着振兴实业、发展国货的爱国精神。

当时,上海民族企业家还发起成立各类国货团体。20世纪20年代,上海先后创办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上海国货团和上海机制国货联合会等。1930年,又成立了中华国货工厂联合会。“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原有国货团体实行大联合,共同组成国货大同盟委员会。1932年,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以上海有影响的民族企业家组成理事会,以“利国货之制造与推销”为宗旨。这些国货团体的创立以及民族企业家的奔走呼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国货运动。

在国货运动的影响下,更多的民族企业家投身国货事业,开创国货产品,打破了外国垄断。例如,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改进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因而其三星牌蚊香和牙膏、观音粉牌调味粉、箭刀牌肥皂成功挤走了日美英三国的品牌。再如,三友实业社在陈万运等人的苦心经营下,以金星牌烛芯打破日本烛芯独占市场的局面,三角牌毛巾也把日本毛巾挤出了中国。

面对外国的侵略扩张,民族企业家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全力支持抵御外敌

民族企业家为反对外来侵略扩张也进行了不懈努力,尤其是在一些历史紧要关头,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坚持民族气节,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全力支持抵御外敌。

五四运动发生后,宋则久要求天津国货售品所马上开始行动,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19年6月10日,售品所全体职工走上街头,首先响应天津商人罢市。不久,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他被推为联合会总干事。他发动并组织天津“救国十人团”。“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则久决定抽出售品所月盈利的十分之一,委托天津总商会寄到上海,支援上海工人罢工。同时,售品所不收英钞,以示抵制。他发表宣言指出:“彼邦竟以游行小事,演成流血之惨剧,藐视吾国至于斯极。”可见,宋则久对于利国利民的事情,不吝啬钱财,尽力捐助。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爱国侨领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并任主席。次年,他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任主席。该总会发表宣言呼吁:“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他带头捐款献物,精心组织筹划,该总会短短三年多便为祖国筹得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陈嘉庚出于赤诚的爱国热情,为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公司全体员工投入到艰险的抗战运输当中。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宜昌积压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重要机器设备,亟待撤往大后方。公司员工不畏惧日机轰炸,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难民和物资全部撤离宜昌。另外,上海机器厂负责人颜耀秋积极响应上海市各界“抢运重要工业设备,免资敌手”的号召,并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他任主任。该委员会抢救了不少精良设备及军需民用物资。他还决定在汉口成立上海迁鄂工厂联合办事处,以他为主任,突击生产地雷、炸弹等军需产品,支援抗日前线。因此,卢作孚和颜耀秋为抗日作出了杰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涌现了一批坚决御敌、英勇献身的民族企业家。例如,上海五洲大药房创办人项松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参加抗日救国会,并在厂内组织义勇军,自任营长,训练职工为御侮做准备。淞沪抗战爆发后仍坚持多制军用品,以供抗战之需。后来,为营救职工,项松茂被日军逮捕,但仍不屈抗争,在上海遭日本侵略军杀害,时年52岁。又如,方液仙也是壮烈殉国的民族实业家。他在抗战初期曾两次办过伤兵医院,深为日军所忌恨。上海沦陷后敌伪派人向他威逼利诱,许以伪实业部长一职,被他断然拒绝。1940年,年仅47岁的方液仙被日伪谋害。

因此,面对外国的侵略扩张,面对敌人的威胁,民族企业家毫不畏惧,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痛斥他们的侵略行径,并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持抵御外敌。这充分展现了民族企业家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已成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质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因而对民族资本企业进行破坏,强迫进行资金或物资转移。为此,很多企业家毅然决定留守、保存企业,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把企业的发展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1948年,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和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不顾个人安危,对国民党政府强令天津企业南迁提出质疑。李烛尘认为:“领略共产党之政策,对民族工商业,给以保护扶掖。”周叔弢表示:“以数十年经营、生活之实践,不能不寄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希望于一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之诞生。”他们坚决的态度感染了一些举棋不定的工商业者。周叔弢先后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和天津市第一任党外副市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叔弢带领企业捐献了3架飞机和11门高射炮。李烛尘也参加了新政协,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李烛尘先后担任抗美援朝天津市分会副主席和天津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总指挥。他代表天津工商界向毛主席致电,表达“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的决心。他带头捐献巨资,购买飞机大炮,因而得到毛主席的致电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在全国工商界影响深远。

荣家企业集团另一创始人荣德生坚决表示:“非但决不离沪,也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他还从上海赶回无锡,制止申新三厂拆机两万锭运往海外。他鼓励儿辈们“要积极生产,为祖国努力,克服困难,争取好转”。1949年9月,他被推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又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

荣家第二代企业家、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毅仁也决心站在新政权的一边。上海解放后,他决定让家人留在上海,并叮嘱公司“明天就开工”。1954年,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并坦言:“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但“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接受邓小平同志的重托,借鉴西方经验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展经济。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该公司于1979年10月正式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1950年11月,著名企业家王光英发动和组织天津工商界4万多人举行反美爱国示威大游行,并组织工商界认购救国公债,捐献大量的战争和生活用品。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这一爱国举动,在给天津工商界草拟的电报中说:“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1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改革开放后,王光英带领光大集团以贸易起家、实业开路,引进海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并搭建起中西交流互通的桥梁。

因此,新中国成立前,一大批企业家不仅选择与新政权共命运,设法完整保存企业,并尽快复工复产,为保持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不久,他们又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很多人还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各自的岗位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再次展现了民族企业家的爱国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企业家。他们通过潜心经营和开拓创新,创立品牌,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向国家上缴利税,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壮大了国力。同时,他们还带领企业走出国门,从而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走出国门的企业也有着很强的维护祖国良好形象的责任意识。例如,华为总裁任正非带领公司奋发图强,走自主创新之路,从名不见经传的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为世界500强和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纳税大户,并树立起了“中国制造”的良好形象。而且很多企业家积极为教育、扶贫、抗震救灾等慈善公益事业慷慨解囊,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也增进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在全国工商联于2018年10月举行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新闻发布会上,很多优秀企业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表示:“继续奋斗实干,积极反哺社会,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则提出:“把企业经营好,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就业,为国家创造税收,为人民和公益慈善事业作贡献;成为社会的榜样与楷模,成为社会永远的正能量。”2020年7月22日,宗庆后、徐冠巨、南存辉、李书福等六位知名浙商倡议:“秉持爱国情怀,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把实业兴国、产业报国作为座右铭”,“做高素质有担当的‘品质浙商’”。因此,这充分体现了爱国情怀已成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质。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把爱国情怀倾注在报效国家的实际行动中,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和崛起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爱国就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一以贯之的光荣传统,成为企业家精神的鲜明底色,并具有浓重的时代特色。事实也证明,民营经济要取得更大发展,企业家必须始终发扬爱国光荣传统。只有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和人民幸福紧密结合起来,“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企业才能走得更远。

(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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