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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报告人:许正中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简 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许正中教授对中国开放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进行系统梳理,着重分析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历程及其新举措,并对如何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了详细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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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11-05 16:55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许正中教授梳理世界全球化进程,分析当今世界发展格局,总结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成就,并指出众多变化背后的结构性变化。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许正中教授和我们一起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四个阶段,着重分析了目前所处的第四阶段,并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归纳总结出可探索、可实践、可复制、可推广的四方面内容。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许正中教授从“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出发,解读了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的任务和目标,指出推动高水平开放对国内国际的重要意义,列举中国为推动高水平开放所做的努力,并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中国开放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与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新的版图。

    第一,文明竞赛。以前西方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逐渐让位于东方。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还将继续爆发。这50%里面有30%多是由中国贡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还在逐渐缩小。

    第二,技术动能。目前,工业化进程演变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的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高频所颠覆。21世纪初期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区块链等,让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都再度面临颠覆。

    第三,国家制度。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表现日益不佳,全球普遍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

    第四,知识体系。之前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逐渐暴露出缺陷与短板,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越来越难以被此类学科知识所解释。

    第五,权力结构。全球权力中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全球号召力和软实力越来越强。同时,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仅有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智库等都分散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解构。现在的物理疆域越来越形同虚设。

    在这五大要素里,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是科技。历史事实和经济数据都在告诉我们,数次世界经济大发展,都得益于划时代的科技发明,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

    当今世界,各类前沿科技更是层出不穷,形成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基因编辑等科技叠加的科技爆发新时代。经济的长期发展靠的是科技的持续突破。从长远来看,一时一地的政策走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马克思对这一现象也进行过描述。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人类脱离蒙昧进入现代文明以后,经过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要进入数字文明。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现在“数据磨”推动的是知识生产者和运用者为主的社会。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较高层次的经济形态。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数字经济不仅是类别经济,也是断代式经济。什么是“断代”?以税收为例,农业社会的税收大多来自农业产业。工业社会的税收大多来自工业产业。将来,大部分税收要来自数字产业。数字产业经济到来以后,经济行为从资源冲突、商业竞争转向服务合作。随着商业技术的快速浸透,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起来。在地球村的所有交易行为将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由于关联范围越来越大,对抗性竞争不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有效,理性经济人必然向关联社会人演变。人们将发现,只有与他人平等合作,才能获得互利共赢的生存空间。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是理性经济人。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数字经济时代,产生了关联社会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零和博弈变成了竞合共赢。从实践来看,开放合作的巨大红利在促进着经济的更快发展。   

    2020年新冠疫情刚到来的时候,很多国家采取了隔离的措施,但是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等欠发达国家,不仅没有与中国经济脱钩,而且还加大了对中国制造的口罩、呼吸机等抗疫用品的需求。也可以这样说,新冠疫情把原本需要花费数年才能实现的跨境流动压缩到这一年里。

    全球化是后发大国追赶先发大国的崛起过程。16世纪,全球性大国是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大航海技术。18世纪,英国依靠纺织业崛起。19世纪末,德国主要依靠钢铁、电力和化工。20世纪初,美国主要技术是钢铁、汽车和电子。20世纪50年代,日本主要技术是电子产品。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主要依靠信息产品。过去,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新时代,中国崛起靠什么产业?我认为是21世纪的三大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纳米技术又被称为新材料。

    国际经济现实方面:2020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1-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4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叫修昔底德的历史学家总结的,指新兴大国崛起必然要挑战原有的世界体系,或者必然受到原有大国的遏制,因此必然引发冲突与战争。他观察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国家。在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中,绝大多数崛起国在威胁取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老牌强国时以战争来告终。还有一个陷阱叫“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认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需要一个独具霸权或占据主宰地位的强国。如果原有大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或者无力领导世界,那么世界就会陷入无序状态。

    美国在二战以后取得了整个世界的霸权地位,形成了一个遏制、压制、约束后来者的新格局。中国把握新的历史机遇,运用数字技术,裂解传统产业、传统业态和运行模式,促进了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网络直播销售等商业模式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比如,有的经常带货的主播,一天带货能到一个多亿,这在过去的传统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产业链数字化的发展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力资本的投入,且随着产业链数字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将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推动激活生产要素,不仅包含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还应包含数据。数据同以往所有生产要素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解决了生产要素的稀缺性问题。比如,在消费数据的时候,不仅不能使其损耗,还增添了新的数据。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化的治理体系、治理规则、治理标准和治理制度变革形成迫切需求。全球的分工及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表示,中国市场对于欧洲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他提到,一家德国化工公司在华投资项目总投资额高达100亿美元,彰显了对中国的信心。“这也让我们觉得,未来10年全球的增长会来自中国。未来2年,化学品60%的增长会来自中国,所以不在中国布局的话,肯定会在其他地方受到挑战。”   

    当下的时代,全球化或者是贸易自由化正处在湍流之中,每天都会经历各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在目不暇接的变化背后,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性变化。一开始,我们用“黑天鹅”来解释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最终,我们不得不接受了“天鹅也是黑的”这样的“常识”。围绕欧亚大陆的棋盘已经形成,中、美、俄、德四方之间的互动结构已经显露出来。相比于当年美国所谋划的“大棋局”,今天欧亚大陆的棋局已经大变,美国不是运筹棋盘的“局外人”,而是已经入局,棋手和棋子已经难以区分,每个大国既是棋手也是棋子,在复杂的对弈中形成了我们依然不知的“棋谱”。有的人形象地把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世界叫“同步混合云”,用中国传统的话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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