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的治政风格

汉文帝的治政风格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汉文帝的文治功绩历来为人称颂,十六年的代王生涯和被边缘化的角色铸就了汉文帝刘恒低调内敛、谦恭谨慎的性格特点,当二十三岁的刘恒继承帝位的时候,低调内敛、谦恭谨慎的性格特点便成为他的人格底色。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守成皇帝,广恩博施、恭俭自律、举重若轻、宽仁玄默是其治政风格的集中体现。

为政为民广恩博施

汉文帝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所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与功臣和刘姓宗族两股势力的关系。对于刘姓宗族,汉文帝称帝后的第一天,就改封琅琊王刘泽为燕王;封立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文帝还下令,把吕后当政时割夺齐、楚两国封立诸吕的封地,全部归还给齐国和楚国。齐襄王忙前忙后只得故地,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不到一年时间,齐王刘襄郁闷而死。同年,在刘氏宗族中与刘邦关系最密切的小弟弟楚王刘交也病故。第二年,燕王刘泽也离世。刘氏宗族中最有影响的三位都相继离世,刘氏诸侯对汉文帝的威胁就此解除。汉文帝称帝后,立自己的儿子刘启为太子。在诸侯王方面,先立赵幽王的小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立铲除诸吕有重大功劳的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立有清宫之功的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然后才立自己的儿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这样一来,太子之外,自己的其他三个儿子雄踞外藩,其他刘氏宗亲也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对于功臣,时任右丞相的陈平主动提出让周勃取代自己的地位,解了汉文帝的一大难题。于是文帝将陈平调任为左丞相,任命太尉周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接下来,朝廷对诛灭诸吕的人论功行赏,右丞相周勃以下,都被增加封户和赐金,数量各有差别。处理好刘氏宗亲和功臣集团两股政治势力,对天下普施恩惠,远近的诸侯和四夷部族与朝廷的关系都很融洽。然后,文帝才表彰和赏赐跟随他从代国来京的旧部功臣,封立宋昌为壮武侯,其余六位追随汉文帝赴京的代国属下都被封为位居九卿的高官。

作为一位仁君,关键还要对老百姓施行仁政。在位二十三年,汉文帝“亲耕以率天下之民”,劝课农桑,减省租赋,并且多次下诏抚恤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历史学家们特别关注汉文帝这方面的政治眼光和作为。特别是班固,他一共记载了汉文帝十几道关于减轻百姓负担的诏书,一部《汉书·文帝纪》,几乎就是一部文帝重农惠农的文集。公元前178年、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曾两次将租率由十五税一蠲减为三十税一。三十税一,遂成为了汉代的定制。公元前167年,他还一度宣布全部免去田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举措。也是在汉文帝时代,当时的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锐减为四十钱。另外徭役的征发也有明显的减轻,一般民众的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史记》研究名家张大可教授就曾经指出,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免除农民农业税的皇帝;汉文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开放言论,实行言者无罪的皇帝。正是因为汉文帝广恩博施,普惠黎民百姓,所以司马迁称赞说他“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

克己利民恭俭自律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条例,就予以废止以利于民众。《资治通鉴》记载的三件小事能够体现汉文帝的自律。

一是拒献千里马。汉文帝继位不久,有人向皇帝进献日行千里的宝马。汉文帝说:“每当天子出行,前有鸾旗为先导,后有属车做护卫,平时出行,每日行程不超过五十里,率军出行,每日只走三十里;朕乘坐千里马,能先单独奔到何处呢?”于是,文帝把马还给了进献者,并给他旅途费用。接着下诏说,朕不接受贡献之物,并命令全国各地官员不必要求前来进献。

二是纳谏毋奔。汉文帝在代国经常要过戎马生活,所以做了皇帝之后还想体验一下策马狂奔的感觉。有一次文帝从霸陵上山,想要向西纵马奔驰下山。中郎将袁盎骑马上前,与文帝车驾并行伸手挽住马缰绳。文帝说:“将军胆怯了吗?”袁盎回答:“我听说‘家有千金资财的人,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圣明的君主不能冒险,不求侥幸。现在陛下要想放纵驾车的六匹骏马,奔驰下险峻的高山,如果马匹受惊,车辆被撞毁,陛下纵然是看轻自身安危,又怎么对得起高祖的基业和太后的抚育之恩呢!”文帝一听,马上停止了冒险之举。

三是礼对宠妃。汉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在宫中经常与皇后同席而坐。等到她们一起到郎官府衙就坐时,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排在下位。慎夫人恼怒,不肯入坐;文帝也大怒,站起身来,返回宫中。袁盎借此机会上前规劝文帝说:“我听说‘尊卑次序严明,就能上下和睦’。现在,陛下既然已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怎么能与主人同席而坐呢!况且如果陛下真的宠爱慎夫人,就给她丰厚的赏赐;而陛下现在宠爱慎夫人的做法,恰恰会给慎夫人带来祸害。陛下难道不见‘人彘’的悲剧吗!”文帝这才醒悟,转怒为喜,召来慎夫人,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以示感谢。

面对挑战举重若轻

汉文帝的举重若轻,以下两件事就可以体现出来。一是礼安南越。南越国在赵佗的带领下越来越有分离的倾向,这是关系南方边疆安定的大事。吕后七年,曾经派兵征伐,结果受困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吕后去世后便撤兵了。赵佗趁机壮大,自称皇帝,与汉朝分庭抗礼。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首先,汉文帝下令,为赵佗在真定的父母亲的坟墓设置专司守墓的民户,按每年四季祭祀;又召来赵佗的兄弟,用尊贵的官位和丰厚的赏赐表示优宠。赵佗是今天河北石家庄人,秦汉相争时去了南越,吕后时期其祖坟被破坏,这也是赵佗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原因之一。如今汉文帝改弦更张优宠赵佗的兄弟,礼遇赵氏宗庙。其次,汉文帝亲自给赵佗修书一封。文帝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带去文帝致赵佗的一封书信,汉文帝的这封书信体现了大汉天子的胸襟和气度。他一上来就直言不讳地说:“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汉文帝出身不好,非嫡非长,这个身份本来极不光彩,一般而言,皇帝对他的庶出身份从来也羞于承认,更不会公开向人(况且是居于蛮夷之地的人)挑明。汉文帝如此坦诚,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位。在这封信中,汉文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同南粤王赵佗搞坏关系的是高后吕雉,如今新人新气象,咱们应该重新来过。为表诚意,您在真定的亲兄弟,朕已派人前去慰问,并修整了您先人的坟墓。第二,如今的边界冲突给双方百姓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朕不忍心做得一亡十的事情,允许你继续保持南越自治。第三,汉文帝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国不可有二主,决不允许出现两位皇帝同时并立,然后以力相争的局面。只讲力争而不讲谦让,这是仁人所不屑于做的。赵佗被这封谦卑不亢有礼有节的书信大为感动。他十分惶恐,顿道谢罪,表示愿意遵奉皇帝明诏,永为藩国臣属,遵奉贡纳职责。赵佗还表示:“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汉文帝一封低调的信解决了南方边疆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就是举重若轻。

二是赐仗刘濞。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是汉文帝的堂兄。文帝时期,刘濞的儿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发生冲突,被刘启失手打死。刘濞因此恼羞成怒,借口腿有疾病不再朝拜汉文帝。汉文帝心知肚明,但仍然赐给吴王几杖以示慰问。吴王刘濞尽管心怀不满,却无从发作。苏辙就指出,汉文帝的这番举动很高明。刘濞比汉文帝大十三岁,假如汉文帝健在,不出十年,刘濞就老死了,那么之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无从谈起。可惜汉文帝死在了刘濞的前头。王夫之说:“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很可惜的是,往往人算不如天算。

宽仁玄默无为而治

对于汉文帝时期的政治风气,司马光高度推崇,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汉文帝自身谦逊自守,而将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诫,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风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乐于自己的生业,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风俗归于笃实厚道,禁制法网宽松,有犯罪嫌疑的,从宽发落,所以,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这就是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文帝盛世图景。这段话源于《汉书·刑法志》,相比班固的记载,司马光少了“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八个字,而格外强调了他的无为而治。

躬修玄默的意思是清静无为。汉文帝鼓励臣子们进谏,每次上朝,郎官和从官进呈奏疏,他从来都是停下辇车接受。他对待臣子进谏的处理方式很有鉴借意义。他的做法是奏疏所说的,如不可采用就放过一边,如可用就加以采用,未尝不深加赞赏。晁错以雄辩著称,他的上书有很多真知灼见,但汉文帝也不是全都采纳。汉文帝提拔晁错的官职,但对他的上书却是“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意思就是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却对他的才能另眼相看。这就是典型的躬修玄默。

汉文帝的宽厚仁慈是非常有名的,但宽厚不等于没有原则和底线,汉文帝对两位至亲的处理就体现了他的这种风格。一是对亲兄弟刘长的处置。刘长擅杀大臣而文帝纵容,继而越发变本加厉,终致身死。从某种程度来说,汉文帝的一再宽容也是导致刘长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二是对薄昭(汉文帝的亲舅舅)的处置。将军薄昭杀了汉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国法杀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自杀;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所以,为了防止外戚专权作乱酿成祸端,一定要防微杜渐。

(作者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教授,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评说《资治通鉴》”主讲人)

【注:本文系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创新工程科研项目“秦崩楚亡汉兴背后的制度抉择与治政风格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②[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③[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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