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雷：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

（二）对法律现代性的反叛

随着思想领域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各个学科对现代性的反思已经不罕见了。对于法律现代性最为有力的反驳当数法人类学家吉尔兹了。针对这种法律现代性的盛行，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法律和民族志，一如航行术、园艺、政治、诗歌，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因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的知识。”吉尔兹认为法律是作为共同体社会生活事实提炼而成的规则和制度，是带有语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共同体组织形式。任何一种法律都只是当地文化的产物，离开了其得以产生的“地方”，也就失去了其价值。

十九世纪末的民俗学家萨姆纳则更是明确提出，法律是建立在民俗的基础上的，他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国家立法不能改变民俗。他说一个社会中的某种社会风尚，能够得到普遍遵守，它就会发展成为正式的法律。因此，立法条例源于社会风尚，立法必须在现存的社会风尚中寻求立足之地，立法如果要做到难以破坏，就必须与社会风尚相一致。这就是构建良善有序社会秩序的一个出发点。

这样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形式主义的法学家们认同的现代性的法律是一个普适的价值体系，并不包含什么特殊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是任何法律发展的必然方向。另一方面，人类学家们则是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既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那就不具有普适的品质和推广的价值。循着这一理路，任何法律的移植都是荒唐的。

（三）现代性与地方性的互动

根据法律价值体系的来源，我们将其分为内生型、植入型和混合型三种。

内生型法律价值体系，指该法制体系中的那些法律价值主要来源于自身的文化当中，是本文化传统自然演变的产物。如美国、西欧、中国清代及以前历代的法律等属于典型此类。

植入型法律价值体系，指该法制体系中的那些法律价值基本来源于自身以外的文化，整个价值体系都是从外界“拷贝”过来的，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基本没有什么继受关系。这种法律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外来文化强加的。如非洲、印度等原殖民地诸国的法律就属此类。

混合型法律价值体系，指该法制体系中的那些法律价值一方面是来自于外来文化，但另一方面又受到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且还受转型时期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的法律价值体系即属此类。  

处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这两个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下的中国法律系统实际上是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外来法律、本土法律文化、社会现实。这三个因素构成了现代性与地方性互动的框架。制定法律综合、系统、整体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任何类型的法律价值体系内部都有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但转型时期法律价值体系的内部矛盾和冲突更为复杂。第一，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第二，新传统与旧传统的冲突；第三，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特有法律价值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双重冲突。这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性所在。

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历史的大传统和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小传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四）现代性与地方性平衡的策略

第一，兼顾与妥协。

第二，大力宣传新的法律传统。

第三，强制推行改为理性客观。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多一些理性客观。

第四，尊重乡规民俗。尊重乡规民俗以及文化习惯，是依法治国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论。

第五，法治路径。我国的法治路径经历了继承、借鉴、移植的过程。比如我们的海洋法律就是移植的，因为有国际贸易的存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并不是重点发展海洋贸易，但是现在，我们进行的很多国际贸易都要遵循相关海洋法规和国际法。

同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引领下，领导干部要始终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最为重要，儒家“八条目”本身就是一条大法，古人讲“儒道，一以贯之”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古人讲君子“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就对道德涵养、道德水准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要求。用人要把德放在首位，党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中国文化对道德情操要求很高，比如，要求一个人做有道德、有秩序感的人，在家孝敬父母，到朝廷为国尽忠。如果人人都具有良好的私德，汇合起来的力量就是一种良好的公德。又比如不能在街上大声喧哗，随意打骂他人，这既有法律的约束，也有社会的约束。因此，我们要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守法律的人。

这就是德治、法治、礼治的重要性。同时，要将德治、礼治、法治融会贯通，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易于传播，便于人们理解，有利于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