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东胡林 沿河走来北京人

北京城西北群山环抱，大西山张开臂膀护卫着京城，宛若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永定河从黄土高原的北部蜿蜒东流，劈山钻谷冲出大西山奔向华北平原。山如父，河为母，它们共同书写了一段华夏文明史的精彩华章。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早期人类在永定河流域及西山一带的活动踪迹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泥河湾、东胡林等地的新发现和早已闻名世界的周口店遗址等，都是关乎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源头的重要考古成果，见证了这条华夏文化根脉的起源和勃兴。

绵延不断的文明之源

孩子们总会问父母：“我是从哪来的？”纵观历史，从中国古代的女娲造人说，到西方世界的上帝创世说，再到古人类学家的非洲起源说，人类对自身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西山永定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正为这一探索贡献着中国力量。

在河北省阳原县的桑干河（永定河上游）畔，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泥河湾。20世纪初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一座史前文化的巨大宝库。从1992年到2019年，经过多次发掘，在泥河湾盆地的马圈沟遗址接连发现更新世早期古人类遗物以及多处古人类活动面、古地面。

在此期间，朱日详等考古学家先后发表文章，提出马圈沟第三文化层距今166万年。近些年，在第三文化层下面又发现多个层位的古人类遗存，时代可能超过170万年。方圆不大的河湾谷地竟有多达200多处的文化遗存，年代跨度从距今200万年到旧石器时代末。这表明早在200万年前，永定河流域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该发现对目前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人类非洲起源说提出了挑战，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此，泥河湾闻名世界，更有人把这个小村庄称作“世界东方人类的故乡”。虽然要回答人类起源的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但是永定河流域泥河湾遗址的系列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新线索，有力推动了关于人类起源的探索工作。

更重要的是，从距今200万年的泥河湾人算起，之后的100多万年间，永定河流域的人类进化史如永定河水一般绵延不断。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与泥河湾隔河相望的小长梁遗址、东谷坨遗址相继被发现。两地出土石器超过1万件，以边刮器、钻具等为代表，属于距今130多万年的古人类遗址。从石器制作技术看，该文化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是永定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文化的代表。

到了距今70万年左右，本区域最著名的居民就是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北京人”。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在于不仅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还发现了完整的人类头盖骨。与泥河湾遗址相比，周口店遗址更加确实地证明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位置。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20万年到10万年之间，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上生活着一群“新洞人”。在山西阳高县和河北阳原县又发现了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出土古人类骨骼化石和打制石器。“许家窑人”生活的年代比“新洞人”稍晚，而且很有可能是“新洞人”的后裔，他们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文化的进步因素。同时，大量石球的发现，说明当时狩猎活动已经非常发达。

在永定河流域古人类发展的拼图中，“峙峪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朔城区峙峪村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遗址，年代距今约2.8万年，出土了大量的细小石器。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弓箭。通过对一块人类枕骨化石的分析，专家们认为“峙峪人”早于“山顶洞人”，晚于“丁村人”（发现于山西，具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距今5万―10万年），为永定河流域旧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2.2万―2.5万年）的人类活动遗迹，出土石器、骨器两千多件，焚烧过的骨头、石头、灰烬证明是人类用火的痕迹。从其旁边的河漫滩沉积物分析，两万年前这里曾是永定河的主河道——高梁河（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三海大河”）的故道，遗址正好位于其东岸堤上。这一发现直接说明了永定河对北京早期聚落形成的影响。

进入新石器时代，“东胡林人”为寂静的永定河谷注入了生机。东胡林遗址发现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位于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1966年，北大学生在东胡林村发现古代人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此地清理出代表3个个体的残存人骨，经鉴定，为两男一女，特别是女子身上的螺壳项链、手腕处戴有由牛肋骨制成的骨镯，都生动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审美和技术水平。1966年、2001年的两次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永定河流域先民的生活状态——烧火灶址和灰烬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经用灶台烧火做饭了，灰烬中烧烤过的砾石块和动物骨头，不难想象先民们围坐在火堆旁，载歌载舞，品尝烤肉的热闹场景。东胡林遗址出土的丰富考古资料填补了永定河流域新石器早期考古的空白，在永定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中占有重要地位。

多元一体的文化交汇

人类社会只有出现文明，历史才真正开始。而文明产生之前要经过漫长的孕育期，这个时期对探索文明的起源意义重大。那么，大西山和永定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华文明是多元化起源和发展的，而支撑这一论断的学术依据就是在大西山和永定河流域的考古发现。

大西山和永定河流域在中华文明产生前后有着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以雪山文化为例。雪山文化是新石器晚期到春秋早期之间广泛分布于今北京、张家口和山西东北部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类型。

位于北京城西北方向的军都山，属燕山山脉的西段，闻名中外的八达岭和居庸关都坐落在这里。1961年，北大考古系师生在军都山旁的雪山村发现了第一处雪山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中华文明勃兴的关键时期，雪山一期文化在永定河流域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文化虽受包括来自中原的后岗文化等周边不同文化的影响，但其原生性是不可忽视的。同时，雪山文化又是文化交汇的产物。有学者认为雪山一期文化很可能是从河北中部发展而来的，而河北中部的文化又都受到东北的影响。同时，雪山一期文化沿着永定河向上游发展，使这一文化类型广泛分布于该流域。这种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姜家梁遗址，也是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雪山一期文化遗址。

该遗址位于永定河上游桑干河北岸一土丘的顶部。70多座墓葬让我们有机会看到5000年前生活在桑干河―永定河一带人们的葬俗文化。专家们分析其文化属性，无论墓葬形制、葬式还是随葬品，都和内蒙古赤峰大南沟的小河沿文化墓葬比较近似，而玉猪龙又是红山文化晚期同种器物的翻版，雪山一期文化与东北方面的文化交流可见一斑。从这一角度看，北方文明是通过永定河流域与中原发生联系的。

永定河流域为不同文化间的流动、沟通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为萌芽时期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活力。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晚期，多种文化在该流域出现，既有常见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后岗文化，又有源于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同时，东北的红山文化也传到了这里。

同一时期多种文化类型堆叠的现象体现了周边多种文化因素在这一区域的交流融合，也反映了该区域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对文明的产生意义重大。来自中原的文化在这里汇合，不断吸收着北方文化因素，在充分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又继续向四面八方传播，从而为周边文化注入新活力。

文化根脉的当代生发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和历史根基，体现了区域发展的大趋势。

自古以来，京津冀三地就有不可割断的联系。在考古专家眼中，旧石器时代的今河北张家口地区的阳原盆地、蔚县盆地，与桑干河上游山西的大同盆地，下游的涿鹿、怀来盆地可作为同一个地理单元来考察。人类从一开始出现，这三地间的文化就有交流并逐渐趋同。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则更可清晰地看到永定河流域各区域间的频繁互动。东胡林遗址是永定河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而在其西边河北阳原发现的于家沟同期遗存中，出土有夹砂褐色陶素面平底残器，和东胡林遗址出土的平底器极为接近。可以想见当时该区域各文化间交流的频繁程度。这种交流持续到新石器晚期，比如在阳原姜家梁，考古学家发现了兴隆洼文化遗存，很有可能就是从北京地区传过去的。

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等单位在山西大同考古，发现该地区的文化来源非常多元。从陶器的纹饰看，有一部分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产物，夹砂陶系里面的篮纹和方格纹又和中原一带有关，不仅如此，方格纹呈现山东龙山文化的特征。从器形看，平底高腹直缘罐类和山西南部汾水流域（如榆次县源涡镇）的灰色绳纹陶有关。而高颈有耳罐类和长城附近的北方文化（如沙锅屯、赤峰、张家口等地新石器遗址）有关，总体看，距张家口的高家营子最近。正如安志敏先生所说，大同地区“无论从陶器上，或石器上观察，这个遗址所代表的文化，是和张家口高家营子一致的……可以肯定是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的遗物在热河境内也发现过……不过我们相信东起热河西至大同，在长城附近的新石器文化，可能都属于这个文化系统”。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晚期，永定河流域不同区域间存在广泛交流、文化趋同，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流域周边的广大地区。这些考古学上的成果，成为今天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好注脚，即京津冀地区的文化辐射力早在文明伊始就显现出来了。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西山永定河一带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里众多的古人类遗址是中华文明勃兴的见证，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足迹。

（作者简介：陈光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