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研究（4）

（四）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效应测度分析

一是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两部门的耦合协同度不断提升；二是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成效的区际差异显著，河北省各地级市两部门耦合均处于失调状态；三是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较低，但其均呈上升态势，向着更为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四是京津冀城市群高端装备制造业在产业规模、创新动力和增长速度方面均得到较大的提升，虽然耦合度总体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但二者均呈上升态势；五是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环节对制造环节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的融合成效整体稳步提升。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对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融合发展的需求较为迫切，各地制造环节发展格局变化较大。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医药产业传统优势地区，制造环节依然具有规模优势，对创新环节的需求较为强劲，但北京、天津制造环节规模扩张较慢，规模优势在逐渐减弱。衡水制造环节规模在2019年就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制造环节新优势地区；第二个方面，创新环节对制造环节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整体增强，创新环节“双核”分布格局明晰。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环节在规模上和创新活力上都呈现出“双核”布局，主要集中在北京和石家庄两个城市；第三个方面，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融合成效整体稳步增强，多数城市需要借助京石两地创新辐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扩散效应测度与创新环境发展成效分析

一是创新源的研发投入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创新承接地的自主研发基础薄弱且内生动力不足。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北京的科研经费投入具有显著优势，津冀两地相对不足。在创新研发主体方面，作为创新源，北京集聚了绝对规模优势的创新研发设计主体，作为创新承接地，津冀的研发设计主体基础相对薄弱。二是创新源与创新腹地间的科技中介及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差距较大，制约着科技成果的输出意愿。创新源北京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较为丰富且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相对完善，创新承接地除天津外，其他地区的科技中介及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发育整体不足。三是创新源的创新成果储量较大且增长动力强劲，创新承接地的创新成果储量相对较小但增长势头显著。四是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成果产出环节的区域间溢出效应显著，但高校研发活动的知识溢出效应不足。

（六）京津冀三地推动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进展与趋势研究

北京。北京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转移转化形式丰富，其创新链与津冀的产业链匹配程度仍有待提升。举个例子，北京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天津制造业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主。河北则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规模较大。从京津冀创新联动整体来看，北京创新的结构与天津、河北的产业结构匹配程度不够高，北京创新活动所形成的创新链较难和津冀的产业链融合、衔接，也造成北京的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转化不足，影响了北京创新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天津。从天津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进展与趋势来看，天津产业链与创新链内部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加快。

河北。河北省产业链与创新链呈现出双向融合的趋势。创新投入推动产业链实现新发展，创新活动推动了产业链之间的融合，产业链集聚吸引了创新链的重新布局。

四、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问题

第一，京津冀城市群目前产业链中以技术优势为导向的关键节点占比仍然偏低，产业链中大部分的关键节点仍然是以非技术优势维持其行业的相对竞争力。从具体空间载体来看，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的比较优势行业的技术成果存量相对较低。这些城市内比较优势行业部门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均不足1项/户，在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其比较优势行业获取行业内技术成果的相应渠道不够畅通。

第二，少部分城市的产业链完整度呈下降趋势，导致原有产业链内部间的行业距离拉长。石家庄和保定原来是京津冀的制造强市，从2015年到2019年，石家庄、保定具有比较优势制造业的门类有较大下降，这种下降使得行业距离、间距拉大，影响了整个京津冀制造业的发展。

第三，京津冀大部分城市产业链中关键枢纽型节点缺失，不利于末端比较优势行业发展。京津冀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一些“支链”中的枢纽型比较优势行业缺失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不利于制造业产业的发展。

第四，京津冀节点城市发育不足，河北各地级市的产业和创新部门发展基础差距较大。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天津为节点的发展格局，相较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而言，京津冀城市群中节点城市占比偏低，城市等级体系不合理。

第五，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的区际差异显著，存在两部门高度分离现象。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同度有四个梯队：北京处于第一梯队；天津、石家庄、沧州、衡水处于第二梯队；保定、廊坊、邯郸、邢台处于第三梯队；唐山、承德、秦皇岛、张家口处于第四梯队。各个梯队之间差距很大，同一梯队内部产业和创新的融合水平较低。

第六，创新源与创新承接地的成果扩散环境差距显著，制约着技术成果输出效率提升。从研发投入、成果输出、创新扩散效应三个维度看，核心城市北京与创新承接地天津和河北都有很大区别，所以不利于北京的科研成果在河北和天津落地转化。

第七，京津冀产业链培育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牵头管理组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中，具备“造血功能”的是产业协同领域，就目前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一个牵头管理部门引导三地产业链的对接与整合工作，三地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博弈行为无法摆脱“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