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3）

二、数字文化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发展路径上，数字技术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引擎。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两创”发展中能够进行数字文化的发展，数字文化发展的基础与现状又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一）文化领域

在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营收数据中，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细分行业看，动漫游戏、视频直播、数字出版等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43860亿元，比上年增长5.3%；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36%。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三年中，线上的这样一些文化发展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

总而言之，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消费习惯的变化、接受信息传播渠道的迁移，带有文化新业态特征，特别是数字化特征非常明显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对比来看，2021年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占数字经济的比重相比产业数字化规模占数字经济的比重而言，还是非常小的。由此可见，从文化领域来看，文化数字化相比于其他一些行业的数字化进程而言，还是比较缓慢的，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供给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数字文化发展呈现出人民群众数字文化需求“井喷式”增长与数字文化生产力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一是信息爆炸与高品质的数字文化供给短缺并存。我们现在每天都能从网络上看到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新闻传播、个人教育或休闲娱乐等。然而，人民群众在接受了大量数字文化信息之后，也期待着代表高品质文化的产出和服务的发展。二是传统文化生产体系与数字化文化生产体系壁垒难除。由于数字技术的深入和改变，数字文化的生产体系从产业链和生产环节上都对传统文化的生产体系形成冲击，甚至带来了根本性改变。三是数字文化发展日新月异与治理体系固化产生摩擦。也就是说，在数字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上，不平衡与高质量不足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

（三）生产体系

从生产体系看，传统生产体系与新兴生产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平衡。2022年，北京人艺在建院70周年这一节点举办了一场“向戏剧致敬”的网络直播纪念演出。当时，全网有40多万人观看，观众们通过互联网欣赏了人艺的《茶馆》《四世同堂》等演出。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于高品质文化的数字化传播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但是，现有的数字技术企业得不到传统文化单位释放出来的文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单位，北京人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借助简单的网络直播就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其文化产品。同时也要看到，北京人艺的纪念演出仍然是以线下演出为主，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呈现，而不是按照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的重新生产。也就是说，一方面，传统文化单位拥有文化资源，但数字化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尽管大量技术企业主动向文化领域靠拢，但其文化资源和内涵都显得不足，总体上的表现就是供给端的不充分和不平衡。

所有的数字化发展都离不开数据基础，一直以来，我们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都非常注重数据的积累、保存和数字化的过程。从2010年左右，我们就开始了大量的由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及相关的储存、生产和传播工作。比如，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全国性文化资源普查数据，并建成国家文物资源数据库。我们可以通过访问这一数据库，看到登录文物的照片、全国美术馆的藏品与图片。全国各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影制片厂、电视剧制片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大多建设了自己的媒体数据资料库，形成了我们的文化生产数据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数据库，关联了我国主要地理空间的基本数据，在各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中也储存了大量的文化数据。除了政府主导的数据库建设，民间还有大量的文化数据库，如“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收集了远古至清代的全部文献，总量近20亿字，时间跨度约6500年。该工程包括人名库、日历库、地名库、作品库以及工具库、图片库、地图库、类书藏品库等“附加库”，对政府主导的数据库形成了非常好的补充。

其中，在2011年至2014年的四年间，中央财政分三次拨款扶持中国唱片总公司对老唱片、磁带进行数字化修复和处理工作，包括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13万张唱片和磁带等，建成了8万首的中国歌曲库、4.5万首的中国民族器乐库、5万首的曲艺库。2013年，中央财政拨付专项资金扶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对胶片进行数字化转化。完成9000分钟的胶片数字工作。2022年，中央新影集团“国家影像典藏工程”被列入《“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国家记录者”新影厂拥有的影像资料，记录了从晚清开始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数字化修复和保护，成为国家影像资料库和国家文化大数据中非常重要的部分。2015年，我们启动了“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三批共征集110家试点单位，涵盖图片、音乐、视频、文献等多种类型的数字内容资源，对数字化内容进行大规模结构化整合，建立本领域的专业知识库。从2012年到2019年，我们不断推动广播电视双向的高清交互，如2012年北京歌华有线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平台“电视图书馆”试验获中央财政支持。近年来，电视已成为信息接口上的非常重要的终端。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推进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是具备海量的文化数据基础的，也证明了我国文化数字化的发展并非平地起高楼。但是，文化数字化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各文化机构、单位的数字库和数字化的文化资源多用于自建自用，使用率较低；不同类型的文化机构的数据库并没有实现打通，不同类型的文化数据没有实现关联，形成了数据孤岛；文化资源的线上化而非数字化现象较为普遍，缺少数字化转化和数字化利用的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