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文经济学的重要启示
第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标。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目的是拓展人们的自由与选择范围。这段话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发展的根本目标。这也契合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的要义在人，要把绝大多数人的总体福祉作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第二，人文价值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不再聚焦于经济本身的一些量化指标，而是越来越强调绿色发展等因素。我认为，一些大型企业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定期向社会公布人文责任报告。从本质上看，环保问题属于人文价值的一方面，只有当环保理念成为全球认同的基本人文价值时，才具有约束力，才能转化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
第三，有文化力量的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何谓文化强国，一方面是指文化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文化赋能强大的国家。文化赋能既包括对政治上的赋能，比如内聚人心、外塑形象，还包括对经济上的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赋能作用更为清晰明确。
事实证明，放眼全球的经济发展，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只有文化意义上的强大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带来真正强大的国家。虽然文化的力量被定义为“软实力”，但是文化的强大是国家强大的核心所在。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是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实践，或者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走得通，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其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融合和对接？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过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论断。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发生并发展自欧洲，是源于其独特的宗教传统与文化基因。一旦缺乏这种独特的欧洲文化土壤，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曾长期辉煌过，但都不适宜甚至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他在《儒教与道教》中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最后得出儒家伦理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结论。学界对此展开激烈讨论，有些人表示认同，认为中国要想走好市场经济这条路就要向成熟的、先发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判断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反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儒家的传统价值理念有利于现代经济成长，只是发展的模式与马克斯·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不同。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了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并以此诠释了《国富论》的观点。亚当·斯密把经济发展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所谓“自然的”就是基于自然的供需关系进行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更强调实体经济的模式，而非实体经济带动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非自然的”。“非自然的”经济模式不关心实际的供给与需求，很容易使不人道的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在欧洲出现比较繁荣的市场经济之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这里指的是商品交换，已经非常成熟了。
回顾历史，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真正阻碍中国商业发展或者市场活动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阻碍一种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力量来自制度，制度背后是文化的推动作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表面上属于儒家，本质上遵循的是法家的思想。法家崇尚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到一系列法家著述，如《论贵粟疏》《盐铁论》等，都是典型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虽然对我国历史上的制度建设有一定影响，但法家的主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入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联系密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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