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文化的力量

单霁翔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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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申遗历史

我们人类社会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并达成统一意志的时间并不长，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才开始关注自己国家领土上的那些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并在它们受到威胁时会举全国之力甚至求助于国际社会来进行拯救。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个突出的案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埃及要建一个大型的水库叫阿斯旺水库。这个水库的建设将导致历史悠久的努比亚遗址被淹没，埃及当时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就求助于国际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现场组织了数十个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解体了石刻构件并进行编号，然后抬到相应高度的地形上重建，包括阿布辛贝神庙、菲莱神庙等，而阿斯旺水库也得以顺利建成。这一案例的时间较长，在执行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随着这一理念的诞生，人类社会很快形成共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也于1972年诞生，我国则于1985年加入该公约。

当我国加入公约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都已经有很多处世界遗产了，而我国一直到1987年才开始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一共有六项，包括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仅仅六项，实际上就已经使传统的文物保护理念产生了重大改变。比如长城，以前，文物部门对长城的保护是分段进行的，1961年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就把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八达岭等点段列入其中，之后每隔若干年又把一些点段列入其中，但当时并没有把长城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直到申报世界遗产时，中国申报了“长城”两个字，并在成功以后开始把跨越十六个省、市的历代长城全都纳入保护范围。比如泰山，我们在申报世界遗产时，认识到泰山上的这些摩崖石刻与其背后的山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些摩崖石刻上面的内容也与整个泰山的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于是就又申报了“泰山”两个字，获得成功以后就改写了世界遗产制定的历史。过去，世界遗产分为两类，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从“泰山”以后出现了第三类，那就是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即人与自然共同的创造，这也是我们对世界遗产所作的贡献。从那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都进入了世界遗产、“走”向了世界，也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保护的理念和内容，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城市的积极申报。

特别是1997年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引发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我们一下子就有了近七十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但从当时来看，就算一年有两、三项能够申报成功，完成近七十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也要二十年的时间，并且每年还有新项目不断进入。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大会开得很成功，出台了很多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但是其中一项规定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那就是要求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大家想想，我们有这么多项目在排队等待，每年只能挑选一项来申报，还不一定成功，因为每年大约有一百三四十个国家申报项目，实际上申报成功的不到三十项。于是，我们积极与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三大机构负责人沟通，和他们讲我们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有很多项目在等待申报。实际上，我们处于一个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每次申报都是带有抢救性质的。此后，2004年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2005年的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的殷墟，2007年的开平碉楼，2008年的福建土楼，2009年的五台山，2010年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年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2012年的元上都遗址，2013年的哈尼梯田，2014年的大运河与跨国申报的丝绸之路，2015年的土司遗址，2016年的花山岩画，2017年的鼓浪屿，2019年的良渚古城遗址，2021年的泉州等都成功申遗。中国一跃成为了全球拥有世界遗产较多的国家之一。

最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化资源。比如良渚古城遗址，十七八年前的遗址就是浙江普通农村的景象，在遗址上有废品回收站、企业的水塔、大型印刷厂以及不断增加的住宅，更严重的是周边乡镇还在开山取石，破坏了遗址的环境。2006年，我们的考古学家在良渚遗址上发现了城墙，又沿着城墙发现了城门、道路乃至整个古城格局，用了三年时间发现了三重城墙，包括宫城、内城与外城。于是，良渚遗址就变成了良渚古城遗址。又过了不到十年，我们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周边又发现了五千年前人们建造的水利工程的遗址，包括高坝、低坝、长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审议该项目时给予的结论是改写了世界的水利史，这也使得良渚遗址格外引人瞩目。我们在古城遗址发现三周年后在遗址上召开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并喊出了让考古遗址像公园般美丽的口号。过去，我们曾认为考古遗址是科学的园地，是考古学家工作的地方，与公园这一名词是不可以同时出现的。但是实际上，这些考古遗址上有着很多居民与棚户。得不到保护的遗址，每天都会面临着一定的破坏。只有使人们认识到遗址的重要性，人们才会自发地热爱与保护，就像我们把森林建成森林公园、把湿地建成湿地公园，让人们了解森林与湿地对城市的贡献，人们自然也就认识到要对其进行保护了。于是，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一致同意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做法，国家在第二年就公布了一批考古遗址公园，今天的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个考古遗址成为了美丽的公园。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张忠培教授，与其他三位考古学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批示，使得良渚遗址进入申遗的快车道。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遗产后，实实在在改变了过去的状况，变得像公园一样美丽，恢复了山形、水系、地貌以及稻作农业景观，展示了城市的格局。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有八个水城门，过去的人用竹排、木船与广阔的区域产生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我们还在遗址附近建了一座漂亮的博物馆，集中展示八十多年来出土的以玉器为主的珍贵文物。即使在疫情期间，每天都有数千上万的人进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大课堂，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了解五千年前人们的生存状况。同时，让人倍感鼓舞的是，很多年轻人愿意到这里来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学习古人怎么制作玉器、怎么盖房子。总之，一个昔日杂乱无章的考古基地，已经变成了人们能够享受文化的美丽公园。相似的文化遗产申报过程，同样都伴随着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比如五台山申遗，为了恢复深山藏古刹的意境，所有的旅游设施退后十里地，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杭州西湖申遗，我们作出了保护西湖的承诺，使杭州坚定不移地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在钱塘江两侧建起了新的杭州城，真正实现了梁思成先生“保护老城、建设新城”的愿望。我们就是这样，通过环境整治保护了文化遗产的尊严，进一步就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过去，外国人认为我们国家真正实证的文明只有三千年，所谓五千年很多都是传说。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就给社科系统、文物系统下达了两个重要的专项科研项目，一个是“指南针计划”，一个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就是要挖掘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和其当代应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要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为此，我们组织了上百个研究机构、上千名研究人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究和实地考古工作，从珠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再到东北等地区来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满天星斗般的证据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我们人工种植稻作农业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万年。我们要讲好这些故事，否则总是被别人误解，比如良渚古城申遗的故事就足以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容置疑。所以，我们都要开始学着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