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讲堂】向勇 | 文化强国建设：历史、现实与未来

向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点此查看完整报告

点此查看视频专辑

点此浏览课件 

一、增强文化自觉：文化立国的历史寻索

文化强国建设深深根植于文化自觉。中国历来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文化自觉是每一位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最鲜明的文化标识。

早在90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游历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他带着中国人的心灵和艺术之眼去看待西方社会，这个人就是蒋彝。蒋彝是在20世纪用双语写作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非常杰出的三位作家（另外两位是林语堂和熊式一）之一。

蒋彝以“哑行者”作为自己的笔名，并用英文写了很多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文章、专著。1937年，他创作了《德韵特湖畔牧牛》，这幅图画得非常灵动。1938年，他创作的《大本钟下的雨伞》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方式描绘了西方都市。蒋彝，实际上也是一个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的行走者，他看到了西方和东方共通的美。

文化是人们形成习惯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集体人格的表现形态。英国伯明翰学派、中国学者梁漱溟对文化的理解比较接近，都认为文化是人的全部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人类的进步从根本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进步，文化的进步则表现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形态的进步。可以说，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实践产物。实际上，文化是一个集体范围之内的认同，因此它形成的是一种高度的自觉。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在1997年提出的，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以及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也是为了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自知之明，也是一种高度的自我觉醒。

欧洲工业革命之后，中西文化碰撞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分化阶段。在西方对中国制度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三种不同观点：一是文化保守主义，坚守固有价值；二是文化激进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三是文化折衷主义，也就是中体西用。第二，融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有几个特征：一是对西方文化的适应性汲取与对本土文化的深度反思；二是不同力量在角逐过程中逐渐走向融合；三是极端保守主义对现代化更富于包容性；四是极端激进主义认识到文化传统的合理价值；五是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初步展开和文化共识的孕育。第三，转化阶段。这一阶段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避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外来文化的适应性改造，避免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逐渐清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建立起文化自信；很多学者从论证中国何以不能到思考中国何以可能，也就是中国如何在传承传统文化中实现现代化。第四，同化阶段。文化主体性意识和文化主体性自信逐渐强大，并以强大的适应、变通、改造、会通与创造能力，使现代化话语体系整体上汇合于中华文明之洪流。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明观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种学习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以被动方式进行的。经过了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开始思考文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从器物的学习、制度的学习，转向了文化的学习。1933年，《申报月刊》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对中国现代化的内涵、本质、实现方式，以及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964年，党中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体两翼”的基本话语体系，中国文明逐渐打上了“中国特色”的专属意涵。1979年，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和“美国优先”等因素使得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全球主义蒙上阴影。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迈向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现代文明求索道路。这种文化自觉的探索体现了国家治理的中国观，也体现了中国探索现代化的新路径的主体自觉性。从此，现代性与中国性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中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导原则和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