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淮南子》——一部丰富的百科全书（4）

二、《淮南子》的特点

（一）《淮南子》的历史地位

虽然《淮南子》有很多重要的论述，但是中国古代对其的评价较低。古代社会，图书领域的最高等级是官学典籍，也就是“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合称“六经”。后来《乐》失传，“六经”变为“五经”。与“经”相对的是“子”，也就是私家著作。相对于“经”来说，“子”的地位就低了。“子”学内部也有高低之分，《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

按照上文所述，《淮南子》应该归为道家，但《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到杂家。什么是杂家？《汉书·艺文志》认为，杂家的优点是全面，且具有广泛的现实需求，缺点是“漫羡而无所归心”，没有贯彻到底的宗旨。与官学典籍地位相比，《淮南子》属于“子”书，在诸子十家中又属于地位较低的杂家，这就是《淮南子》在古代典籍中的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淮南子》的学派归属尚存争议。我个人在研究时，是从道家的立场看待《淮南子》的。但是《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杂家也不是全无道理。《淮南子》没有将道家的立场坚持到底，前期和后期的论述自相矛盾。

（二）《淮南子》的文字风格

《淮南子》杂芜的特点体现在文字风格上。中国古代有一种文体是赋，汉代是赋十分流行的时期，汉赋的特点是铺陈写物以繁复为美，追求辞藻优美。《淮南子》大量使用赋体，重重叠叠、反反复复，追求句式对称。以华丽的辞藻讨论思想，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要把握《淮南子》的思想，往往需要精简其语言，看到语言修饰背后的内容。

（三）《淮南子》对待仁义礼乐的态度

《淮南子》矛盾的基本价值立场表现在对待仁义礼乐的态度上。概括来说，《淮南子》存在三种态度，一是激烈贬斥，二是有限承认，三是大加赞赏。

1.激烈贬斥

《淮南子》提出，“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为推行仁义礼乐而奔走忙碌，自我表现以获得世俗上的名声，这种事情是我感到羞耻而不会做的。这句话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淮南子》的道家立场。

《淮南子》提出：“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立仁义”是说要树立仁义这一基本的价值理念，“修礼乐”是用礼乐来规范和美化生活。在《淮南子》看来，这些儒家的主张会改变人的内在本质。

2.有限承认

从整体看，有限承认的态度是《淮南子》表达最多的一种态度。什么是有限承认？《淮南子》承认仁义礼乐有一定的现实作用，但是不承认仁义礼乐具有终极意义。《淮南子》提出：“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救败”，就是挽救已经发生的败坏。怎么救？要有针对性地救，用“仁”缓和纷争，用“义”克服欺诈，用“礼”避免不守本分，用“乐”疏通忧愁。

“救败说”是《淮南子》一个很著名的观点。《本经训》指出：“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

上古时代，人们处于混沌之中，不分彼此，没有正面的夸奖也没有负面的惩罚，更没有道德的约束和礼乐的引导。因为混沌的状态，没有人际关系，也不需要处理关系。道家认为，这是最美好的状态。“逮至衰世”，社会从混沌的状态走向秩序状态，再走向后来的失序状态。所以，虽然时间在向前走，但是历史却不一定一直处在进步状态。正是因为走向衰退，才有纷争、欺诈等问题，才需要用仁义礼乐进行补救。道家认为，最初的和美不依靠仁义礼乐就能实现，我们要超越秩序，回归混沌。

“救败说”植根道家传统。《道德经》提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庄子·外篇·马蹄》提出：“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所以，在仁义礼乐之上有道德。在道家的价值观念里，道德的地位最高，仁义次之，礼乐最次。历史的衰退过程是从道德的衰败开始的。要返回道德这一层级，就要否定仁义这一级，即不能承认仁义是根本的价值原则。有人因此认为，道家提倡不仁不义，其实道家不是用价值同级的立场在反对仁义，即不是用仁义的反面——不仁义来反对仁义，而是用比仁义更高层级的道德来超越仁义。

《淮南子》讲了一个故事，可以作为这个道理的一个具体例证。一个女孩出嫁时，她的母亲告诫她要谨慎，不能轻易做好事。女孩说，不做好事难道要做坏事？她的母亲回答，好事都不能轻易做，更何况坏事。这个故事表达的就是绝仁弃义，仁义有不仁义的一面，所以不能轻易肯定，好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要谨慎，不能因为急于表明自己是个好人，让自己陷入好和坏的纠缠之中。

《道德经》提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对于美丑善恶，道家具有高度警觉，正面为“美”“善”，背面即为“丑”“恶”。道家认为，仁义具有相对性，不具备终极性。所以，道家的绝仁弃义是要人去追求更高的根本性的道德，不是要教人做不仁不义的人。

3.大加赞赏

此种态度与第一种激烈贬斥的态度完全相反，并且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赞美仁义，这是另一种人性理论。关于仁义与人性的关系，《淮南子》指出，“凡人之性，莫贵于仁”，“人之性有仁义之资”。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两段话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至此，《淮南子》在人性理论依据上陷入矛盾。儒家和道家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儒家用善恶论人性，道家用“真”“伪”论人性。前两种激烈贬斥和有限承认的态度建立在道家理论基础上，第三种大加赞赏的态度则建立在儒家理论基础上。按照道家论人性“真”“伪”的理论逻辑，仁义礼乐是历史中生成的人文规范，是“伪”，人性的“真”之所以被破坏，就是因为被人文规范所改造。无论是贬斥，还是有限承认，都认为不能完全依靠仁义礼乐打造美好社会。第三种态度不仅赞美仁义，还接续孟子的思想，认为仁义存在于人性之中。

仁义礼乐成就人性，被总结为“匠成说”。仁义礼乐是圣人根据人性并且顺应人性而制定的规范，圣人之所以能够制定这些规范，是因为这样的原则本身就植根于人性之中。“匠成说”预设了仁义礼乐的人性基础，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顺应人性并成就人性。这么一来，仁义礼乐就不再是救败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人性的表达。

按照道家的思路看，大道纯粹，人性淳朴，仁义礼乐是历史性的人为因素，是外在的约束。按照儒家的思路看，仁义植根于人性，礼乐是顺应人性而造就的，它们的作用是成就人性。因此，这三种态度，即激烈贬斥、有限承认和大加赞赏，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两种彼此冲突的思路。

回归《淮南子》的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三种态度顺次出现。越靠前，越贬斥；越往后，越称赞。可以说，《淮南子》的开头和主体部分持道家立场，越往后越转向儒家立场，整部作品以道家开篇，以儒家结尾。

（四）《淮南子》的两类作者

为什么《淮南子》会有自相矛盾的论述，会转移论述立场？最简单的解释是《淮南子》有两个不同的作者群体。《淮南子》是淮南王组织门客撰写的，而这些人大致分为了儒家群体和道家群体。高诱在给《淮南子》作注时提到，“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显然是持儒家立场的作者群，有名字的八人可能是持道家立场的另一类作者群。从《淮南子》的文本看，虽然前期道家压制儒家，但是儒家作者群一直在努力表达自己的立场，并最终实现了整部作品的立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