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摘  要】基于2004- 2020 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显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京津冀地区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外溢效果明显，可缓解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京津冀一体化会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增强作用强于公共服务 一体化。 因此，京津冀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这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京津冀地区；区域一体化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 中国奇迹”，然而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发 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困境危机，特别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实际上，政府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主要政策手段，以利用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地区间进行流动与再配置，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其中必然会引起居民收入水平的深刻变化。[1] 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北部经济增长极，是中国要素资源最密集、发展动力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但是区域内部发展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问题依然突出。实际上，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三地不断从顶层设计和关键环节上纵深推进，以重新布局要素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来畅通循环堵塞点和释放社会生产力 ，进而解决地区间的发展矛盾，确保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进行，减轻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出台，以打造“统一大市场”的全国性视角来强调要素资源市场统一、商品服务市场统一、制度规则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是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中更高层次的政策理 念，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塑大国竞争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2] 随着统一大市场政策的深入实施，京津冀 三地的区域间经济联动性势必不断增强，城乡之间资源流动更加畅通，那么原本区域制度差异所 僵化的要素分配不均问题是否会逐渐改善？当前产业结构转型能否持续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 大？因此，重新审视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及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不仅可以直接评估京津 冀地区协同发展的政策效果，而且可以深入探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为实现共同  富裕的战略目标提供一定参考。

二、文献述评

关于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早期主要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探讨。[3] 鉴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发展趋势，一部分学者率先从影响成因的视角，来探究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蔡昉和杨涛研究认为，导致中国改革前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是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 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干预政策和城市利益集团的经济隐患。[4] 毕先萍和简新华从经济发展结构变迁的视角研究得出，经济转型时期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会带来产业间就业结构的变动且存在结构性反差，由此导致收入差距拉大。[5] 冯素杰从收入流向视角指出，产业结构调整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表现为累积循环加速膨胀机制，可归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差异的市场供求关系。[6] 陈斌开和林毅夫在静态和动态框架下，进一步论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内在原因。[7]

另一部分学者从二者影响关系的视角，利用经验证据来实证考察产业结构转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刘叔申和吕凯波认为三次产业中，第一 、二产业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8]程莉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视角，利用198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高度化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9] 卢冲等研究表明，三次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调整城乡收入差距，但林业、渔业、建筑业的发展不利于成都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0] 吴鹏和常远基于最优化理论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会受到财政分权程度的差异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同影响，且财政分权存在最优区间。[11] 赵立文等从长短期关系视角，构建 PVAR 模型实证考察发现，产业结构变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长期更为显著。[12] 杨晶等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财政支农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13]  张玉昌和陈保启侧重空间关联和异质性指出，产 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可以缩小差距。[14] 周国富和陈菡彬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其会因城镇化的差异而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15]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性关系做了较多论证，但是主要是从全国层面的视角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而忽视了区域差 异，并且缺乏结合新时代背景下作用机制的路径探讨。与上述文献相比较，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在于：第一，展开区域性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本文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研究范围，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双重视角来探讨关于京津冀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 扩展了研究视角。第二，侧重剖析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和机制分析。一方面，基于空间效应论证京津冀相邻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转型效果，另一方面，从商品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视角，展开机制路径的分析，丰富了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内容。

三、理论分析

产业结构转型是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地区的流动与再配置过程，也是低生产效率 向更高水平的动态演进与跃迁过程。[16] 有序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利于改善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并在市场出清状态下影响要素资源的流动与配置过程，提升社会整体生产率水平，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的政策偏好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特别是政府干预中的产业政策、制度环境、财税激励更是进一步复杂化了城乡区域间的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布局状态，并约束了城市与农村的产业结构配置和经济发展速度，进而区分出城市与农村各产业间的就业市场和工资收入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产生。根据经济发展结构和规律来看，产业结构转型主要通过经济发展中的“极化 效应”“ 涓流效应”和“就业效应”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一，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 极化效应”。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形成了城市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 、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产业空间分布状况。 城市作为经济相对发达区域，劳动力会在“用脚投票”情况下选择向城市流动，并衍生出技术资源、政策资源等要素往城市的集聚，而农村会因生产要素的大量流失引致经济发展缓慢，进而形成“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最终形成城乡产业结构上的“ 中心—外围”格局，[17] 使得城乡两地的收入分配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第二，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 涓流效应”。当城市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农村会受到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外部经济影响，逐渐改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产品的需求，进而引起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同时，由于经济均衡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的政府职能履行，政府会逐渐加大技术条件、财政补贴向农村的倾斜投入，建立城市工业对农村的 “ 反哺效应”，[18]  让更多的要素资源逐步扩散至农村，从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第三，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 就业效应”。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要素的需求较高，产业结构向高层次的转变必然会影响产业间就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第一 、二 、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存在着显著差异，农业就业吸纳规模增 加速度是落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当经济结构转变时，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吸引劳动力向 技术型和服务型的转变，[12] 提升了高附加值产业的吸纳能力，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进而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由于区域关联性的存在，地区间经济活动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因此要素资源的跨区域流动 势必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跨区域布局。各地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引致相邻地区的模仿与跟随，甚至在要素资源的配置过程中诱发地区间的“ 竞争效应”，争夺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使得本地和相邻地区的要素流动性加快，区域间存在溢出效果，[14]  由此影响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就业市场，产生区域分割问题，使得要素资源配置无法发挥最佳效果。因此，区域一体化政策的执行本质上是消除地区间的壁垒， 以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和生产 要素最优配置，缓解地区行政边界所造成的扭曲与福利损失。在商品市场中， 自由流动的市场机 制可以推动生产要素向更发达地区流转， 因此相较于农村，城市的要素供应增多、原材料价格相 对较低，进而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下降、经济利润增多，由此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 马 太效应”。[19] 所以，为减弱该效应，政府借助市场一体化政策， 引导资源有序向欠发达地区转 移，乃至利用财政补贴或信贷资金优惠等政策，来改善地区间的就业环境，从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同时，区域一体化政策会借助均等化公共服务，来调整居民的获得感，进而缓解居民之间的 收入差距。[20] 在保障劳动力资源流动下 ，通过深化区域内的劳动就业、医疗共享、交通互通等领域的合作，[21] 改善城乡居民之间健康资本、人力  资本、工作环境的空间配置偏差， 以充分的服务保障和统一 的制度体制，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更公平、更有效的外部环境，来消除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 ：产业结构转型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假设2 ：产业结构转型会通过空间效应影响邻近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区域一体化政策是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渠道。

四、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一）模型设定

          略

（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ap) 。 目前文献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衡量方法主要有城乡居民收入比、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等方法 。其中，城乡居民收入比是直接采用城镇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其表达简洁直接，但忽略了城乡之间人口结构差异的影响；[9] [15] 基尼系数是将人口划分为不同收入阶层来展开居民间收入差距的衡量，缺点是主要对中间阶层收入变化敏感，无法确定收入两极化 阶层的收入变化；[ 22] 相较之下，泰尔指数可兼顾城乡人口占比及城乡居民两端处的收入差距分布，能更为直观地呈现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23- 24]  因此，本文整理了京津冀地区13 个城市的城乡居民人口数据，通过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具体公式为：

略

2.  核心解释变量

略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京津冀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添加城镇化水平、工资水平、 金融发展、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政府干预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其对京津冀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指标设计如下：一是城镇化水平，采取城市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二是工资水平，采用城市平均工资的对数表示。三是人力资本，采用每万人大学生人数的对数表示。四是政府干预，采用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五是金融发展，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六是投资环境，采用外商投资金额与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七是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

（ 三）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京津冀地区13个核心城市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年鉴》《北京统计年鉴》《 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及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值，采取插值法计算所得。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了有效研究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本文采取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估计。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 。模型(1) 至模型(2) 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 为不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模型( 2) 为加上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会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上，京津冀地区间由于北京市先天的行政等级落差，三省市在调动要素资源配置上本身存在着“ 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的局面，[26] 进而导致内部之间产业结构的要素资源配置存在着较大差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处于滞后状态，所以在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效果就表现不足。因此，在京津冀地 区产业协同发展中，产业转移是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关键路径，以津冀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项目来调控产业间的要素资源分配。模型(3) 至模型(4) 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3) 为不添加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产业结构高 度化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模型(4) 为加上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京津冀产 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意味着京津冀产业结 构高度化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向服务业化的转变，是经济结构向更高级阶段的跨进，其中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齐头并进、快速发展，在不同工作层次、技能要求上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隐含着对城市低收入群体、农村低人力水平的生存环境改善，这在缓解京津冀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控制变量来看，各控制变量对京津冀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和效果有所不同，具体如下：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为显著负向关系，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工资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为显著正向关系，说明工资水平越高越会拉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与各地区收入水平差距有关，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城乡之间的矛盾可能更为突出。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为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人力水平高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为显著负向关系，意味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为不显著关系，说明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在改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明显，这可能与目前关于农村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不足有关，应加大涉农信贷投放，改善农村居民增收环境。投资环境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关系不显著，由此说明当前投资环境在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上面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农村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应进一步加强，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干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为显著负向关系，说明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在调整城市 经济社会生活上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利于缓解城乡矛盾。

（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基于工具变量需 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本文采用滞后一期 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作为工具变量 ，具体结果见表3。模型( 1) 和模型(3 ) 为工具变量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发现二者存在显著关系，由此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根据模型(2)和模型(4)的实证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为显著正向关系，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为显著负向关系，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并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F 统计值分别为 370. 310、 503. 229 , 结果为拒绝弱工具变量，证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基于此，内生性检验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回归结果是有效可靠的。

2.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检验。稳健性检验将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居民差距改为采取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模型(5) 和模型(6) 为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仍然为显著正向关系，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仍然为显著负向关系，与基准回归保存一致。由此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空间效应分析

京津冀地区的要素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在地区间存在着空间分布状况，本地的产业结构转型 对相邻地区会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乃至“竞争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在京津冀地区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此导致京津冀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也可能存在空间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引入空间因素， 借助空间地理关系探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本地和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揭示二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

本文在构造反距离地理矩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表4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结果。

模型(1) 和模型(3) 为空间滞后( SAR) 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2) 和模型(4) 为空间杜宾(SDM)  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以 SDM 模型回归结果为依据 ，探究空间相关性，SAR 模型为稳健对比结果。整体上看，空间自相关系数为正向显著，表明模型具有空间自相关性，说明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之间存在空间效应。实际上，自21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推进，鼓励城市群协同发展来强化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特别是 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区域间的要素资源配置，因此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在本地和相邻地区均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模型(2) 为 SDM 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城乡居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为显著正向关系，但是在空间权重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合理化不显著，由此说明本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拉大本地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对邻近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未产生影响。模型(4) 为空间杜宾(SDM) 模 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为负向显著关系，同时在空 间权重的作用下产业结构高度化也显著为负，说明本地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会对本地城乡收入差距和相邻地区城乡收入均起到缓解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综合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在空间溢出上存在明显差异，其原因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有关。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本质上也是对周边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抢夺，在“用脚投票”驱使下资源会倾向于向生产率高的地方流入，因此北京相较于其他两地的集聚能力更强，在要素资源的竞争性上更为突出，从而影响到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内部的要素资源配置，所以在改善相邻地区城乡收入分配上也无法发挥积极作用。

（四）机制分析

结合京津冀地区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的需求程度，本文关于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的选取是从商品 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两个视角分析，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侧重于商品的市场保护和分割 维度，进而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收入习惯，而公共服务一体化侧重于公共产品有效且均等化供给，会影响到居民的福利水平。在衡量指标选取上， 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标，本文参考商品市场分割指数的计算方式，借鉴桂琦寒等的方法，[27] 计算商品价格指数来衡量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其中选取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 日用品、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等16 个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作为依据展开计算。公共服务一体化指标，本文选取京津冀地区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共享结果机构数与总医疗机构数的比重作为衡量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的代理指标。实际上，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力度与范围不断增强，其中医疗服务跨区域合作日益丰富，特别是双向转诊和检查结果互认等。因此 ，借助这一政策试点的逐步推广情况作为三地医疗服务一体化水平的代表更为合适。

表 5 为京津冀地区一体化下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通过模型(1) 和 (2) 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商品市场一体化交互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显著正向，表明商品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加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 影响效果；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商品市场一体化交互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显著负向，表 明商品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加强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由此说明，京津冀地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通过降低邻近地区的商品市场分割境况会增强产业结构转型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效果，能发挥出积极作用。通过模型( 3) 和模型( 4) 的回归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交互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向不显著，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居民交互项对城乡居民收入为正向显著，意味着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作用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与当前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进展滞后存在主要关系，特别 是在户籍制度约束的现实背景下，京津冀三地在公共服务自身的有效供给上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局面。[28]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宏观战略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作为“首都经济圈”的京津冀地区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是研究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关键内容。基于此，本文利用2004- 2020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转型视角，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非对称的结果，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高度化会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该结果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结合空间因素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存在空间效应，其中产业结构高度化会缓解相邻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三，在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的机制检验中发现，京津冀一体化程度在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增强作用明显，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改善效果不足。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主攻方向。当前京津冀地区产业间要素资源配置所存在的失衡情况易拉大收入差距，急需进行内部之间的调整。因此，明确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定位，重新布局三地的产业分布，精准细化各功能区的资源配置，是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重点。北京应定位于高端产业聚集地，集中科学研发、总部经济等要素汇集，继续疏解非首都功能来持续推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两翼”发展，将天津侧重为制造业升级和科技成果转化领域聚集地，而将河北有效落实商贸物流、加工制造等配套服务， 以此突出优势资源的同时又健全了区域要素分配，最终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二，应强化京津冀地区的空间联动作用，推进区域合作来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所以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布局中要强化区域协作来充分发挥优势，可借助搭建高水平的产业交流平台的方式，在协同疏散和人才交流等领域深入合作，其中北京以引领作用通过科技创新模式外溢至其他区域、天津要强化对接北京高端产业的深入融合、河北要注重人才培养和加强研发的自身产业壮大，以此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保障居民在各产业和各地区的市场供需关系， 以此减少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第三，应完善京津冀地区配套政策体制，建立共建共享机制来助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是打破区域壁垒、发挥市场内在潜力的重要方式，这有利于保障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公平分配，增强面对风险的联合应对能力。因此，京津冀地区一方面应积极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的高水平统一，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区域差异，完善非首都功能疏散中的企业认证与评估制度，探索人才共享的职称互认衔接机制，以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为城乡居民提供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应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提升京津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鼓励京津优质资源向合作区转移， 选取京津优质医疗资源的配置补充，缩小京津冀三地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保障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的生存发展环境，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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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玉姣(1993 — ) ,  女 ，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 ，博士；王晓洁( 1972— ) ,   女，天津人 ，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

【基金项目】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科研专项委托项目( JXT2022WT01) 深入推动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