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度

【摘  要】 通过使用省内和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从产业布局、产业分工和产业联系与融合等多个方面进行测算发现: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显著进展，“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凸显，但部分制造业产能仍有待疏解; 天津高端制造生产与研发迅猛发展，但需要重视产业竞争问题; 河北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但与京津两地的产业融合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北京需要进一步发挥研发中心的区域内龙头带动作用; 天津需要加强与北京的产业互补，同时实现市内各区的差异化发展; 河北需要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融入京津的高端产业链。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 产业协同; 投入产出表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离不开合理的产业布局，产业协同发展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涵。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能够让京津冀三地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承接，形成空间布局合理、产业联系紧密、要素流动顺畅、资源配置高效的区域内产业体系。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具体的规划，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构建以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为支撑的主体框架。《纲要》提出，在符合协同发展目标且现实急需、具备条件、取得共识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意味着北京向天津和河北的产业转移，从 而改变京津冀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布、产业相似度和区域内经济联系。在《纲要》的部署下，天津和河北主动围绕《纲要》对其定位，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评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水平，及时针对不足之处调整政策路径，有必要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定量描述和科学分析。

“协同”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哈肯 (Hermann Haken) 提出的协同理论。他将“协同” 定义为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通过内部的相互作用实现宏观有序的状态。［1］据此，可以将产业协同定义为，在一个区域内部，各个地区的产业之间通过分工、竞争和上下游合作等相互作用，形成宏观上有序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产业布局合理、产业分工明确、产业联系紧密等。

根据2012年和2017年省内投入产出表数据和省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截至2017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利用定量指标测度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布局、产业分工和产业联系，并通过具体案例，对数据的变化进行诠释，发现有待改进的问题，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现状

(一) 产业协同发展的评估方法

目前，对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和测算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指标，学术界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区位熵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区位熵理论由克利夫( Chorley) 和哈格特( Haggett) 首次提出，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判断某一地区的优势产业、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该地区产业集聚存在的可能性，区位熵值越大，意味着产业的 专业化程度越高。［2］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利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中原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协同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3－5］

二是相似系数法。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用于测度产业结构的趋同程度。 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程度差异较大，例如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并不严重，特别是在制造业和产品层面，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趋于弱化。［6］ 而从三次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三方面来看，闽台地区的产业同构现象明显。［7］

三是区域分工指数或产业融合指数。区域产业分工和区域产业融合是衡量产业结构的一体两面，已有研究多采用多种方法和数据计算相关的指数来衡量区域产业分工程度或产业融合程度的高低。例如，部分学者使用区位基尼系数对中国的产业专业化做 了探讨。［8－10］ 而另有学者根据中国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地方化系数，研究中国产业的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11－12］

目前，囿于数据限制，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京津冀区位熵和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测算没有具体到制造业内细分的大类部门，使得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刻画不够精准，本文弥补了以往研究的这一缺陷。另外，利用区位基尼系数刻画某 一产业在整个空间内的分布情况，或某一地区内的所有产业集中情况时，缺乏对所有产业在整个区域内整体上的度量方法［13］，而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关系来计算，则能够在更为宏观的层面进行评估，因此，本文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关系来衡量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融合水平。

(二)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研究述评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问题和对策分析、探究产业协同的驱动因素及协同发展的产业效应评估等方面。

在问题和对策分析方面，有学者指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着经济总量水平低、发展不均衡、生态环保问题突出等问题，因此应当重视三地增量利益共享机制。［14－15］在产业协同的驱动因素方面，有学者指出，政府行政推动、市场主 体推动、多重力量网络协同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动力来源，应当发挥中央政府和三地政府的制度供给主体和企业市场主体的作用来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发挥政府引领和企业带动作用，强化创新资源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16－18］在协同发展的产业效应评估方面，有学者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人口转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收入差距缩小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19－22］

既有文献从多方面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拓展了研究思路，但仍存在着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取得 了什么样的进展，这些进展的背后还有哪些有待优化之处。这些问题均需要借助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到更深入的研究。

三、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设计

(一) 区位熵视角下的产业分布

区位熵 L Qij  能够体现某一区域内的产业专 业化程度，计算方法为 :

其中，eij表示i 地区j行业的增加值，区位熵 LQij 越大，则表明j 行业集中分布于i地区。通常 而言，LQij＞1， 表明j行业是 i 地区的优势产业。因此，区位熵可以揭示京津冀三地各自的优势产业，从而体现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分布情况。本文使用京津冀三地4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精确到行业大类的京津冀区域内三地的区位熵。

从产业分布来看，2012－2017 年的五年间，京津冀三地发生了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北京疏解中低端产业，天津制造业高端化、 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河北承接京津产业、推进工业化进程(表1) 。

1．北京区位熵变化情况

在工业方面，五年间，北京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的区位熵下降明显，尤其是低增加值率行业区位熵降幅接近甚至超过50% ，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印刷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如水泥制造业等建材业) ，石油炼化和煤炭炼焦， 金属制品业等高能耗、 高排放(下文 简称“两高”) 行业。这显示出在《纲要》的指引下，北京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的限制和禁止目录》 和《北京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严格控制增量、有序疏解存量， 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两高”行业基 本退出北京。

但是，在疏解制造业方面，北京仍然保留了几个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制造业行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这些行业仍然有较高的区位熵。这是因为，这些行业依托北京全 国领先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智力资源，以创新为增长引擎，可以不断转化应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服务业方面，五年间，北京重点疏解京内的大型批发市场，取得了显著成效，批发和零售业区位熵大幅度下降。 同时，北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业的区位熵也有所下降，而天津相关行业的区位熵大幅上升，体现出北京发挥龙头带动作用，通过人才流动、知识产权转让和共享实现技术外溢，使得高附加值行业扩散到周边地区，促进了天津相关产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北京在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呈现“去工业化”的特征，城市推行“减量发展”，中低端产业逐步向天津和河北转移，有力地带动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2．天津区位熵变化情况

天津制造业部门五年间的区位熵变化增减不一。作为天津市“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支柱产业，天津的石油化工行业具有距渤海油田产地较近、 港口进口油气便利等比较优势，在五年间规模迅猛扩张，成为天津区位熵增幅最大的制造业部门。 此外，天津也在积极转移和改造“两高”行业，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在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表现最为明显，区位熵降幅超过50%。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装备制造业的区位熵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1;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区位熵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2。这表明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天津从规模上在五年 间一直保持着京津冀区域内的优势地位。

由于产业基础较好、劳动力素质较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优，能够消化和转化先进技术，天津也承接了北京的一部分高端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例如，北京市中关村发展集团在天津市宝坻区建设了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用于承接从北京转移的动力电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在保留北京研发中心的同时，在天津设立生产线和第二研发中心，促使天津能够在高端制造业保持较高的区位熵。

在服务业方面，天津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均提出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取得了良好成效。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两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区位熵增幅明显，在 2017年均突破1，显示出天津在京津冀区域内建立这两个行业的规模优势;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也有所发展，区位熵增幅明显。

总的来说，天津在2012年至2017的五年间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主要表现为高端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生产性服务 业的蓬勃发展。

3．河北区位熵变化情况

河北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主要扮演着承接京津两地产业转移的角色，区位熵五年间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点。在制造业方面， 由于北京和天津大量向河北转移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企业，使得河北大部分制造业行业的区位熵均不同程度上升，尤其是化学产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制品业等“两高”行业的区位熵上升显著。在服务业方面，北京疏解的大型批发市场大部分落户河北，使得河北批发和零售业的区位熵大幅度上升，而高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河北的区位熵值一直较小，表明其发展水平和规模仍处于起步阶段。

此外，产业转移的案例也能够佐证河北这五年间区位熵的变化。例如，北京凌云建材化工公 司整体搬迁到河北省武安市，利用当地钢铁行业产生的废气二氧化碳作为原料生产碳酸氢钠，同 时还利用了钢铁生产的余热和蒸汽冷凝水，实现了节能化的联合生产; 北京市西城区动物园批发 市场和丰台区大红门批发市场的商户分批自主进行搬迁，主要搬迁到河北省廊坊市新动批红门服 装城和沧州市明珠商贸城等新建和既有市场 ; 北京市丰台区京开五金建材市场整体搬迁，在河北 省高碑店市重建。虽然相比于搬迁到天津的企业，这些搬迁到河北的企业大部分都属于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产业，但对于投资稀缺、迫切希望招商引资的河北来说，这些企业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增加，同时河北在这些低端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联合生产、延长产业链还可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向河北疏解这些产业也促进了京津冀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总的来说，河北在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仍然处在工业化进程中，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既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其比较优势使然。

(二)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基础的产业分工

本文使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衡量京津冀区 域内的产业相似度。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计算方

法为 :

其中，xik 表示k 行业增加值在地区 i 总增加 值中所占的比重，xjk 表示 k 行业增加值在地区j 总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取 值范围为 0－1 ，当取值为0时，两地产业结构完全不同 ; 当取值为1时，两地产业结构完全相同。 已有研究通常以0. 9作为分界线，认为高于0. 9 时，两地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较高。［23］ 大部分已有研究通常使用产业门类增加值或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来计算，本文使用各省省内42个部门的 投入产出表，计算了精确到行业大类的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表 2) 。

从产业相似度来看，五年间，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均未超过0. 9，表明五年间京津冀三地之间仍保持着适当的分工协作，产业同构现象尚不突出(表2) 。这些变化体现了《纲要》对三地定位的要求反映出三地在《纲要》的指引下，围绕自身定位发展出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产业协同性有了较大提升。

根据统计结果分析，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大幅度上升，从不足0. 72上升至超过0. 85。产业相似度上升主要是因为天津在五年间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使得自身产业结构向北京趋同。但是，京津两地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两地的产业缺乏协同性，北京作为科教高地，有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能够带动天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天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北京相比，综合实力还较为薄弱，京津两地之间的产业竞争、产业重复和产业过剩问题尚不突出。

另外，《纲要》对北京和天津的定位分别为 “科技创新中心”和“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 北京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技研发并重，而天津更侧重于应用研发。从这一角度看，尽管京津两地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得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较高，但两地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具有 一定的协同性和互补性，这一产业趋同也符合《纲要》对京津两地的定位。例如，位于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了中科虹星科技有限公司，将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的远距离虹膜识别技术进行应用转化，针对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开发各种商业化的软硬件产品。

根据表2 数据，北京与河北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有所上升，但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表明，河北与北京之间产业分工较为明确，互补性强。 由于《纲要》对京冀两地的定位差异性较大， 保持较低水平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表明，2012 年至 2017年五年间，两地严格遵循《纲要》的战略规划，实现了错位发展。

天津和河北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则从高位有所下降，这表明，五年间津冀两地产业分工日益明确，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发展。天津利用自身人才储备强、资本积累雄厚等优势，进行制造业产业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 河北则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建设用地指标充足等优势，进一步扩大制造业产业规模，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推动自身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三) 产业联系度和融合水平

本文使用2012 年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24］和 2017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25］来计算京津冀区域内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贸易份额，进而衡量产业融合水平。

2017 年省际间投入产出表使用了比例性假定，即假定每个部门的中间品需求和最终产品需 求，对本地产品、省外流入产品和进口产品的需求比例等于该产品总使用量中本地产品、省外流 入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比例 ; 同时假定无转口贸易，即省外流入产品和进口产品全部用于本地中 间品投入及最终产品使用。为了保持口径一致， 本文对2012年的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进行了相 同处理，得到了2017年的省际间投入产出表。 使用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本文计算了京津冀三 地之间各省市生产的产品占其他省市使用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比例，具体结果见表3。

在中间品方面，五年间，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中间品贸易增减不一。天津使用北京生产的中间品比例显著上升，增幅为31. 6% ，表明在产业链中，天津位于北京的下游的上下游关系更加密切，这也与前文所述的“北京企业在保留北京的 研发中心的同时，在天津设立第二研发中心和生产线”的现象相契合 ; 北京使用天津的中间品比例也有所上升，总的来说，京津两地之间的产业链联系大大加强。北京和河北之间的中间品贸易占比则显著下降，主要是因为，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进入“去工业化”的发展 阶段， 而河北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京冀两地之间的产业发展阶段差距加大，北京的产业集中于高端产 业，河北的主要产业还停留在中低端，两地产业出现了脱节，在产业链上的联系被削弱。天津与 河北之间的中间品贸易占比则几乎不变，表明两地在五年间的产业变化中，仍然较多地保留了原有的产业链上下游关系。

在最终产品方面，五年间，京津冀内部省际 贸易的最终产品占比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可能是由于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省际贸易成本下降，京津冀区域外的产品能够更顺畅地流入区域内。

为了进一步揭示京津冀三地产业链联系的变化原因，本文重点关注中间品贸易的组成结构 (表4) 。

根据表4数据，京津之间，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天津使用北京生产的中间品比例均大幅度增加，表明天津更深度地融入北京的产业链下游，天津的产业水平能够消化北京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中间品; 而北京使用天津中间品比例的增加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服务业，前者主要是渤海油田的石油及长芦盐场的海盐，后者则体现 了天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取得的成效。

京冀之间，河北使用北京生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比例大幅度下降，反映出河北发展水平过低，不足以承接发展北京在“去工业化”后保留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下游产业。北京使用河北生产的制造业中间品则有所增加，而且比例巨大，体现了河北作为京津冀区域内的工业基地，向北京大量提供中低端工业半成品和制成品的特点。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间品贸易中，京津冀生产的高技术制造产品在三地的中间品投入情况 (表5) 。参照傅元海的做法等［26］ ，本文将部分制造业行业定义为高技术制造业① 。 同时，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技术产业( 服务业) 分类 (2018) 》，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综合技术服务业定义为高技术服务业，这些行业产出的产品多为带有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因而这部分中间品贸易不仅体现了产业链联系的强弱，还体现了产业链与创新 链的融合水平。

高技术制造业方面的变化体现了《纲要》落地实施取得的成效。 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推进，部分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北京转移到天津，使得津冀两地使用的北京生产的高技术制造业中间品比例大幅度下降，而京冀两地使用的天津生产的高技术制造业中间品比例大幅度上升。另外，作为“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河北的高技术制造业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京津两地使用河北生产的高技术制造业中间品比例显著增加，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高技术服务业方面的变化，展现出京津冀产 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度大大加深。2012年至 2017年五年间，各省市使用区域内其他省市高技术服 务业的中间品的比例均大幅上升，体现了区域内知识产权交易和共享的活跃，使得三地的产业链更紧密地围绕创新链发展。特别是天津和河北使用北京生产的高技术服务业中间品比例，增幅和绝对值都极大，体现了北京作为区域内的科教高地，向周边省市转让研发成果，在当地落地转化投产，以研发出的智力成果作为中间品，成为天津和河北的技术要素投入。北京使用天津生产的高技术服务业中间品比例也有了极大的增加，表明天津作为区域内的第二研发中心，其研发成果能够及时向北京反馈和转让，京津两个研发中心双向互动密切，有一定的协同性和互补性。河北的高技术服务业尽管有所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京津两地的中间品市场份额还比较小。

最后，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27］ ，通过 以下公式计算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融合指数 :

Iij  = d ii(d ij) 

 djj(dji)                                            (3)

其中，dij 表示地区j 使用地区 i 生产的中间 品产值，dij  表示地区 i 使用地区j 生产的中间品 产值，dii  和 dij  表示两个地区内部的中间品使用量。该指数越大，说明地区间的产业关联性越大，则两个地区的产业融合水平越高。计算结果 见表 6。

五年间，北京和天津的产业融合指数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北京和河北的产业融合指数降幅较大; 天津与河北的产业融合指数则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后，北京整体的产业结构趋于高端化，而天津的产业结构也在向高端化升级转型，两地之间的产业逐渐趋同而发生融合 ; 河北由于其自身发展阶段的限制，紧跟京津两地产业升级的进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一)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评估中需深化的问题

总体来说，到2017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相比于2012年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圆满实现了《纲要》明确的“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在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等计划，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发展初具规模，特别是京津之间的产业协同性和产业融合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目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还存在着可以进一步优化改进的空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还不够彻底。截至2017年，北京市内仍然保留了部分制造业产能，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这些行业涉及企业，大多数是基于就地转化北京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的原因而设立的，在京津冀三地知识产权市场日益完善，智力资源交流日益密切的条件下，设立在津 冀两地同样可以得到相近水平的技术支持，继续保留在北京，既不符合《纲要》对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 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也缺乏现实必要性。

第二，天津与北京产业相似度较大，而且产业园区分散在各区，存在着产业竞争和重复建设的风险。随着天津的高端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其与北京的产业同构性不断增加，可能会在未来与北京存在着产业竞争。另外，天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产业园分散在滨海新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北辰区等各区，各产业园区的定位不够明确，发展目标和支持政策高度重合，在天津内部也存在着招商竞争和重复建设的问题。

第三，河北自身发展阶段与京津两地差异过大。 目前，河北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人力资本储备、本地资本存量等方面与京津两地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中高端产业的吸纳能力较弱，使得北京向河北疏解制造业的进程不够顺畅。另外，京津两地向河北转移的产业以中低端产业为主，在产业链上与京津的高端产业较为脱节，这使得河北与京津两地的产业协同性进一步降低，成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瓶颈。

从问题的内在原因上看，进一步实现京津冀 产业协同发展，关键在于: 明确三地政府的考核目标和主体责任，加强三地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实现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尽其力、各展所长; 建立更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使京津冀三地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大目标相一 致，特别是增强地市级和县级政府之间的协作意愿，化竞争为合作。

(二)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 : 第 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显著进展，大量制造业企业被转移到津冀两地; 北京“科技创新中 心”的定位更加稳固，研发出的智力成果作为投入生产的中间品，不断向津冀两地外溢，带动津冀两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二，天津立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定位，积极承接北京的高端制造业，同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建设成为京津冀区域内的第二研发中心。第三，河北围绕着“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等定位，吸纳京津冀区域内批发零售等中低端产业转移，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基于《纲要》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要求， 为促进京津冀产业布局更合理、结构更互补、融合更深入，可以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北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对于没有必要保留在京内的制造业项目，本着“应疏尽疏”的原则， 向天津和河北的产业园区转移。立足“科技创新中心”定位，鼓励和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京内的研发中心，引导企业在天津和河北设立第二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完善京津冀三地政府异地合作和税收共享的制度设计， 总结大兴机场等税收共享项目的经验，建立企业生产部门所在地和研发部门所在地的利润转移和税收清算机制，提高北京区级政府将辖区内的制造业向津冀两地转移的意愿和动力。

第二，天津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加强与北京的产业互补和协同。在制定和执行产业规划时，要加强与北京有关部门的协商和沟通，重点发展精细化工、生物医药、装备制造、 电子芯片等高端制造业，有针对性地发展与北京既有产业 有互补性和协同性的生产性服务业。理顺天津内部各产业园区的定位，要求各园区找准自身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避免天津内部的无谓竞争和重复建设。

第三，河北要进一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不掉队。大力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京津中高端产业向河北转移建好配套设施，使中高端产业“落得下”; 重点保障高技能人才的住房、 医疗、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提高人才来河北工作、在河北定居的意愿，使中高端产业“留得住”; 加强对来冀企业的帮 扶力度，提供融资、税费、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使中高端产业“办得好”。 另外，河北也不能对产业转移照单全收，对于不符合产业政策的 “两高”项目要坚决拒绝和清退，绝不能为了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发展。

注释 :

①  包括化学产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②  赵晓军等于 2021年测算的京津、京冀、津冀 2012 年产业融合 指数分别为0. 0622 、0. 0896 、0. 0182， 与本文的测算结果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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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冲 ( 1984— ) ， 男， 山 东菏泽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李皓宇 ( 1997— ) ，男，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