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摘  要】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企业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实验组企业的成长。机制检验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支出率的提升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两条路径来促进企业的成长。异质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不论是低年龄还是高年龄组的企业成长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此，在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应进一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加强对小规模企业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帮扶，以实现对企业成长的积极促进效果。

【关键词】企业成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投资支出效率;  经营成本 

一、 引言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之一，企业成长的好坏明显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转轨型经济国家来说，企业成长的好坏，不仅仅影响到企业本身，而且会影响到消费者、社会等，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因此，促进企业健康成长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企业能否健康成长，除了与企业管理人员自身素质、员工人力资本、企业制度构建等密切相关以外，外部环境对企业的成长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一直在积极营造更加“亲”企业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好坏对于企业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影响［2－3］。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执行来促进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三地的产业协同发展，实现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而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就目前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执行产生了显著的效果［4］，京津冀三地开始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三地协同努力下，京津冀环境质量，尤其是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都实现了显著改善。除此之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在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企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北方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对于探索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效果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执行和推进是北方地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尝试。

二、文献述评

(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影响效应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目的是促进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协调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的初期，更多工作主要是单方面的协作，存在着碎片化协调合作的问题，随着进入到纵深阶段，京津冀三地逐步找到了合作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三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5］，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是核心，只有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才能够进一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之所以能促进三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促进了三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6］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来说，天津市在第二产业、河北省在第三产业方面的改善效果最为显著。［7］但是京津冀三地在创新和开放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并且京津冀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尤其是京津冀南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较低［8］，甚至在创新方面存 在着虹吸效应［9］。安树伟和董红燕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京津冀三地交通协调发展、环境联合治理和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并未产生产业协同效应。［10］可能的原因是，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的发展水平和城市功能差距较大。［11］

(二) 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企业是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成长的好坏关系到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的高低，更是深刻影响京津冀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与否。企业成长影响因素一般分为内外部两种。第一种，就内部因素而言，一方面企业成长更多与企业领导者及领导团队有着密切关系。就初创民营企业而言，好的创业者是企业成长的内源性力量，好的创业者可以通过资源整合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企业成长。［12］当企业高管具有相 对全备的素质时，企业会具有相对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而完善的信息披露可以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信息透明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更有利于企业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 因此，企业高管素质越高，企业的信息越完善，越有利于企业成长。［13］另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的成长而言，企业领导者的素养更加关键。“人无信不立”，企业也一样，当企业领导者具有较高的诚信水平时，企业往往会走上正向发展的轨道，逐步实现企业规模和声誉的成长，相反，如果中小企业的领导者不具有诚信的基本素养，那么企业成长将“荆棘满地”。 更进一步来说，当中小企业的领导者具有较高的诚信素养时，企业良好的组织氛围，将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14］

第二种，从外部环境对企业成长的研究来看，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可以促进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及资本的增长。但是其对民营企业的促进 作用要高于对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15］就民营企业而言，政府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可以降低民营企业的制度成本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营业费用) ，带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改善，从而促进企业成长。［16］产业政策是另一重要的外部原因，集中体现在开发区的设立上。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可以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财政补贴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且还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成长壮大。［17－18］将开发区政策效应扩大到空间结构来说，也就是开发区政策对开发区以外的周边地区 的企业成长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并没有很好地促进开发区周边企业的健康成长［19］。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经济发展当中的区域经济融合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邓慧慧和李慧榕以长三角城市群的不断扩展为研究切入点，分析了地区经济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企业成长所产生的影响。［20］长三角城市群在不断扩容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市场的力量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在市场力量 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集聚，并且进一步扩大了企业投资进而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另一方面，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的不断扩容，政府会给予其足够的财政支撑，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而推动了企业成长。因此，长三角城市群的不断拓展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共同发力，促进了所在地企业的成长壮大。内嵌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城市群也会对企业成长产生积极的作用。在城市群中会存在不同城市之间的空间分工，相互补充的 空间分工体系，提升了企业的集聚水平，增加了集聚的多样化程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成长。［21］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企业成长因素的研究多从企业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外部因素更多的是从营商环境切入，阐述其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虽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对企业成长的研究，但主要是从长三角一体化——城市扩容视角分析，目前鲜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对 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缩小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缓解京津冀不平衡问题，以及带动北方地区经济发展，进而缓解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采用 DID 模型分析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在有效地缓解实证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更好地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促进企业投资支出效率的提升，从而带动企业成长。具体来说，一是，经济政策的不稳定和不协调会提高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悲观程度，进而会降低企业的投资预期，不利于企业长期成长。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三地统一协调发展，位于三地的企业在政策预期方面将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政策可预见性提高，将有助于企业制定长期的战略并增强企业战略定力。企业长期战略的规划执行依赖于经济政策的确定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提高了三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企业会增加投资，进而带动投资支出率的提高，而企业投资的提高进一步会提升企业的成长性。二是，产业协同发展有利于企业的成长，但是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之前，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较弱，二三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关联程度均较低，这样不利于形成产业的联动效应，不能很好地带动企业投资。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产业协同发展逐步提上日程，并落地规划，促进了京津冀三地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联系，产业协同的规模效应逐步显现，促进了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带动了企业成长。三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的支出效率，企业支出效率的提升，在企业生产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的新建投资和企业规模的投资效率，降低企业在新建投资和扩张过程中的冗余资本和非效率投资，进而提高企业的投资质量，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反映在企业规模上则是企业规模的提升，从而带动企业的成长。另一方面，提升投资效率，降低非效率投资和冗余资本，可以为企业的研发投资提供进一步的内部资金，促进企业招聘研发人员，或者对在职研发人员进行再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带动企业成长。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研究假设 1 :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能促使企业投资支出率提高，从而促进企业成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可能会促使企业更多参与到寻租过程中，以期进一步企稳对未来的政策预期，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一方面会挤占企业投资资金、 降低投资规模，另一方面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支出，使企业创新能力降低，进而削弱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利于企业的成长。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在经济政策、产业协同发展、环境保护联合治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寻租成本和经营成本，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京津冀地区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和本地市场保护等问题，市场分割不利于三地资金、劳动力、技术及知识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三地在市场一体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市场分割程度降低，本地市场保护问题也逐步减弱，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逐步匹配，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促进了企业成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有助于节约企业资源，提高企业研发水平，从而促进企业成长。一方面，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节约了企业资源，促进了企业成长。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反映了企业组织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改善，相关能力改善可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组织效率和生产效率，尤其是改善企业组织和生产过程中的非效率部分，进而提升企业成长性。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提高了企业研发水平，促进了企业成长。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在企业收入水平和外部融资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为企业节约更多的资金，有助于提升市场占有率，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提升研发水平，以促进企业通过研发水平的提升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力，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是促进企业成长的关键要素。因此，经营成本的降低促进了企业成长。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研究假设 2 :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成长。

四、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一) 模型设定

1．基本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京津冀地区企业成长的影响，主要目的是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政策效果，对此，本文主要使用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来说，本文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和实施时间 (2014 年) ，划分了政策执行前和政策执行后两个类别，即当时间在 2014 年之前时，政策执行时间 Time 取值为0， 当时间在2014年及之后时，政策执行时间Time  取值为 1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范围划定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即当上市公司处于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时，该企业属于实验组，也就是 Codev 取值为1，当上市公司位于非京津冀地区时，Codev 取值为0。位于京津冀地区的上 市公司为实验组，非京津冀地区 (辽宁省、 内蒙 古自治区、山西省、 河南省和山东省) 的上市公司为对照组。 因此，通过政策执行时间前后和政 策实验组与非实验组两组差分，形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政策评估变量 BTH ( Time 与 Codev  的交乘项) 。对此，基本回归模型设定为 :

其中，Grouwthy ，i 表示企业成长性，使用托宾Q来衡量，BTHy，i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 一核心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α 反映了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果。Timey 为时 间变量，以 2014 年为界设定虚拟变量。 Codevp表示政策执行地区变量，以企业是否处于京津冀地区设定虚拟变量。Xy，i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年龄、总资产净利润率、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βy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本文的时间固定效应是年份固定效应。δp 表示地 区固定效应，本文的地区固定效应是省份固定效 应。εy，i表示随机误差项。

2．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在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影响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参考廖正方和王丽、杜剑等、包群和廖赛男等采用的机制检验方法［22－24］ ，本文的机制检验模型设定为 :

其 中，Investy，i 表示企业的投资支出率; Costy，i表示企业的经营成本。其他变量含义同公式(1) 。

3．平行趋势和时间效应检验模型设定平行趋势和时间效应检验模型设定为 :

具体来说，本文以2013年为基准年份，2013年之前和之后每个年份分别依次取值为1，其他的年份取值为0。 回归系数表示度量年份和2013年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回归系数显著，则表明该年份与2013 年在企业成长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表明企业成长在该年份与 2013 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如果要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则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企业成长性与2013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回归系数不显著。

(二)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企业成长 (TBQ) 。本文使用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的成长性。企业市场价值是衡量企业成长性的关键指标，企业的市场价值高才能表征企业 的成长特性。 因此，本文选取托宾Q值作为企业成长性的衡量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BTH) 。本文根据DID模型的计算方式，根据政策实施时间和政策实施 范围，获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解释变量，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通过时间变量 ( Time) 和政策实施范围变量(Codev) 相乘而得。

3．控制变量

本文确定的控制变量主要有: 第一，企业年龄(Age)。具体计算公式为: 企业年龄=计算年份－企业成立年份+1 。第二，总资产净利润率 (Profits) 。总资产净利润率使用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来度量。第三，营业收入(Income) 。营业收入使用企业营业收入的绝对数取对数来衡量。第四，管理费用率(Fees) 。企业管理费用率使用管理费用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第五，投资支出率(Invest) 。投资支出率使用购建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现金支出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第六，经营成本(Cost) 。经营成本采用上市公司营业成本进行衡量。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0－2020年国泰安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数据，剔除掉了ST 和 ST*  的上市公司，并且剔除了金融类的上市公司，此外，还删除掉了关键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最后形成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库。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企业成长影响 的基本回归结果。其中，第1－4列，分别为未固定地区和时间效应、未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固定地区和时间效应、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固定地区和时间效应、未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固定地区和时间效应、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 2480 、0. 2446 、0. 2800 、0. 3545 ，前两列的回归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后两列均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随着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及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加入，回归结果趋于可靠。 回归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京津冀地区企业的成长。可能的原因是，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京津冀三地相互协作，降低了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改善了营商环境，从而促进了京津冀地区的企业成长。

(二) 平行趋势和时间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DID 模型的适用前提是被解释变量的变动趋 势需满足平行趋势检验，也就是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之前，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企业成长趋势与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 山西省、河南省和山东省的企业成长变动趋势相一致。为了验证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成长的平行趋势和时间效应，本文根据公式 (4) 进行 回归估计，检验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显示，BTH－4， BTH－3 ，BTH－2 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意味着从2010年到2012年的3年间，企业成长趋势和2013年没有显著差异，平行趋势检验满足要求。时间效应检验发现，从 2014年开始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从2014 年开始企业成长与2013年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存在正向差异，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企业成长具有持续的积极影响。

(三) 稳健性检验

1．变换对照组省份

在基本回归结果中，采取了与京津冀三地接壤省份的上市公司样本作为对照组。本部分按照中国地理区划重新选择对照组，将华北地区的省份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再次进行回归。在采用DID模型进行回归 估计的过程中，实验组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对照组若选择地理位置相近的省份，那么之前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较小，越符合DID的基本要求，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同属于华北地区，与京津冀相似性更高，因此，对照组只选择位于华北地区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企业，进行再次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3第1列。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9445，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成长的结论并未因改变对照组而产生改变。

2．变换对照组城市

本文按照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相接壤城市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进行再次回归。具体而言，与京津冀地区城市相接壤的城市有葫芦岛市、朝阳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大同市、忻州市、 阳泉市、晋中市、长治市、安阳市、濮阳市、聊城市、德州市和滨州市。选择与京津冀相接壤城市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的回归结果见表3第2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8655， 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再次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成长的结果并未因改变对照组而产生变化。

3．提前政策时点

在使用 DID 模型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时，时间变量的取值以2014年为界，2014 年及其以后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但是，如果提前该政策时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的话，就说明京津冀地区企业的成长并不是因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所导致的，而是另有其他原因，那么，该政策效果将不能准确地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如果提前了政策 时点之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说明京津冀地区企业的成长的确是由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所驱动的。

基于此，本文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时间点提前至2011年和2012年，回归结果见表3 第3－4列。 回归结果显示，政策时点提前到2011年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 - 0. 000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政策时点提前到2012年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2645，同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综上，政策时点提前的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确促进了京津冀地区企业的成长，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成长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4．缩小时间区间

本文在进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 影响的研究过程中，时间跨度是从2010年 到 2020年，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在2014年提出的，就整个样本时间区间而言，存在着前后窗宽不对称问题。 因此，本文选取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提出前后2 年、3年和 4年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第1－3列。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后2年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3685 ，并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后3 年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4002 ，且在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后4年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回归系数为0. 3406 ，并在10%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因此，改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 施的前后窗宽，仍然证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了企业成长。

5．缩小企业样本

本文在基本回归估计过程中使用的是2010- 2020 年所有京津冀地区及对照组的上市公司样本，但是由于有些企业是在2014年成立，并在2014年之后才上市。 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删除了2014 年之后成立的企业，检验结果见表4第4列。 回归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3525， 且在10% 的统计水平显著，即删除2014年之后成立的企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仍然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6．添加遗漏变量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加入企业层面和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地，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在基本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企业规模、企业就业人数、企业银行贷款数额、高管人数、高管持股比例和高管团队平 均年龄 ; 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加入了各省 GDP、人均 GDP、年末常住人口、外商直接投资额、进出口贸易额、道路面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本科和专科) 以及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回归结果见表4第5－7列。结果表明，在只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1272 ，且在10% 的统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只加入省份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9272 ，并在5%的统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 同时在加入企业和省份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2207，并在10%的统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综上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京津冀地区的企业成长，该结论稳定可靠。

六、机制检验

前文已经验证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京津冀地区上市公司的成长，但是如何促进并未进行分析。 因此，本部分进一步进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成长的机制检验。 本文的机制变量主要包括投资支出率和经营成本，根据机制检验公式 (2) 和 (3) 进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回归估计，检验结果见表5。投资支出率的机制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0073 ，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支出率的提高，假设1得以验证。经营成本的机制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的回归系数为－3. 8999，同样是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了京津冀地区企业经营成本的下降，假设2得以验证。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通过促进投资支出率的提升和经营成本的下降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成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企业对未来的保守预期，从而不利于企业做出投资决策，进而不利于企业成长。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国家重大战略，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进一步降低了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程度，提高了企业对未来预期的可靠性，这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制定和执行企业战略，促进企业成长。而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推进过程中，三地的营商环境均出现了显著改善，市场分割程度有所下降，市场一体化程度有所提升，降低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经营成本，而经营成本的降低，可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决策效率，降低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进一步投资和加强研发强度，从而促进企业成长。 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提高企业投资支出效率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来两条路径促进京津冀地区企业的成长。

七、异质性分析

(一)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2012 年以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步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民营经济技术创新水平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较多的不足与壁垒，尤其是制度性壁垒较多。对于北方地区来说，更需要激活民营经济来促进市场活力的提升。因此，在基本回归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展开企业所有制差异的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第1－2列。其中，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3667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2443， 并在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成长，提升了民营经济的活力。

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制度性壁垒，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拥有了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在获得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壁垒进一步降低。外部融资约束降低，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投资，降低了其经营成本，从而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京津冀三地的交流合作，降低了市场分割，促进了市场一体化进程，从而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成长。

(二) 企业年龄异质性检验

企业年龄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初创型企业往往在竞争力方面不如成熟期企业。但是企业年龄较低的企业一般来说有更为灵活的企业政策。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在行业经验、企业战略、政策应对等方面更具有“章法”。因此，本文参考杨本建和黄海珊［25］ 对企业年龄的划分方法，将企业年龄划分为小于3 年和大于3年的两个组别，进一步根据企业年龄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第3－4 列。结果显示，当企业年龄小于3年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3779，并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当企业年龄大于3年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3008，同样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表明，不论企业年龄大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均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三) 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分析

表7第1－2列报告了劳动生产率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在劳动生产率的低水平组别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回归系数为0. 279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劳动生产率高水平组别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回归系数为0. 6132 ，且在1% 的统计水平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高水平组的企业成长，对低水平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发展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拥有更强的企业吸收能力，能够更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相结合，从而实现 “1+ 1＞2”的政策效果。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自身内生发展能力相对较欠缺，虽有政策加持， 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 二是，劳动生产率高 的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了企业成长。

(四) 公司规模异质性分析

一般来说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实现正向发展。因为规模较大的公司具有正循环效应，规模越大，在市场中越具有竞争力，企业获得生存乃至发展的机会越多。而且，公司规模越大，不论是内部融资还是外部融资也越容易，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会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企业成长。企业规模越大也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从而更有利于企业的成长。 因此，本文按照公司就业人数的中位数进行划分，低于中位数的公司归为小规模公司样本组别，高于中位数的公司归为大规模公司样本组别，公司规模的进一步回归结果见表7第3－4 列。在公司规模较小的样本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4949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公司规模较大的样本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回归系数为0. 2795，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检验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较大规模公司的继续成长，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促进作用不明显。

因此，公司规模越大越容易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获得先机。规模较大的企业，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可以更好地享受到政策红利，将政策红利与企业的资源配置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效用，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规模较大企业的成长。此外，规模较大的企业本身在创新水平、市场竞争力、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竞争优势，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过程中，该竞争优势更容易发挥出来，从而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2010－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结论主要为: 第一，本文将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河南省和山东省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分析的对照组企业，将位于京津冀地区的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企业，研究发现，相较于对照组企业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显著地改善了京津冀地区企业的成长性，促进了企业成长，且该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支出率的提升和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两条路径来促进企业的成长。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不论是低年龄还是高年龄组的企业的成长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政策建议

第一，应进一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降低了北京市、 天津市和河北省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京津冀三地的经济政策仍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由此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 本和战略实施的不稳定性。建议应以雄安新区建设为抓手，促进三地共同出台经济发展政策，提高经济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如此才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投资支出率并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为企业成长带来更加确定的外部环境。

第二，应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研究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施进程中的企业成长性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这表明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积弊已久，需要加大力气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组织效率和生产效率，积极提升国有企业的支出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促进国有企业成长水平的提升。

第三，应加大对小规模企业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帮扶。研究结果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小规模企业和低劳动生产率企业的成长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小规模企业往往也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 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一步纵深推进过程中，可以成立中小企业专项基金，以设立基金的方式，为小规模企业和低劳动生产率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缓解其发展过程中的融资约束，实现定点扶持，这样可以降低大规模企业和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对其资金的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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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素英(1970—) ，女，河北石家庄人，石家庄铁道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刘珊(1989—) ，男，河北石家庄人，石家庄铁道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HB23YJ020) ———河北生态产品价值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