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现代启示

李汉秋 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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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一部。这部书的作者吴敬梓（1701年—1754年），生活于清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这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晚霞明处暮云重”，各种矛盾积重难返。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对文化的反思和探索。吴敬梓通过小说呈现了这种反思和探索，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儒林外史》，我们需要从书的整体层面感悟贯穿全书的深层意义。

一、马二迷“举业”迂腐可悲

马二先生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本名马纯上。在书中，马二先生一出场就对“举业”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他对蘧公孙宣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鲁迅曾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现代著名小说家张天翼曾对此也有议论，认为如果马二先生生活在现代，则会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古代人才选拔机制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作用，毫不讳饰地讲出了实话：做科举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合理，马二先生是根本不去想的。

在传统社会里，富与贵是利益的集中表现。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利益驱动”的体制机制，如何对待功利富贵，是人类恒久的课题。中国明清统治者运用封建社会长期积累的功利体制机制的经验，把“富贵”与“功名”相绑。“富贵功名”作为集合概念，其核心是做官。做了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八股取士”既是官员选拔制度，又是获取功名富贵的阶梯，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内容与体制。因此，当时人性的种种弱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发现、放大的。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人们读书、考试如果偏执到惟功名富贵是求，就会发生价值观偏差，诱发种种人格堕落。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功名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如果不用正当的手段得到它，宁可不要。

马二先生讲科举举业，没教这个道理，但是吴敬梓通过《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思了当时的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