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堂林：提升北京科技成果在津冀落地转化的效率和比重（3）

三、京津冀科技成果协同转化存在的问题

（一）京津冀产业链衔接程度不足，缺乏完备的制造业加以支撑

1.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跨越发展阶段与定位差异的挑战

从发展阶段看，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京津与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河北存在产业“断层”，过大的产业落差，导致区域内部分产业关联度较低。

从发展定位看，北京在产业链中定位于高端研发、总部经济、品牌营销，主要服务于全国对区域关注不足；天津是大国重器聚集区，企业主要为央企、外资企业的制造和组装环节，在产业链上对北京的依赖总体不高，且外溢明显不足；河北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发展阶段与发展定位的差异导致三地产业存在“断层”现象，即京津专注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或传统产业高端环节，与河北重化工业结构不匹配，进而引致三地产业协作难度较大。

2.产业集群发育不足，产业集中度不高

京津冀区域内产业主要集中在各类园区、开发区和高新区，园区之外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尽管产业园区的发展只是实现了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但园区间和企业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与合作，难以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条。

3.分散疏解导致河北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不强

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接平台（“2+4+46”）总体太多，还不包括分散疏解部分，有限的产业被分散承接。以北京大红门地区市场疏解为例，其产业疏解转移更多体现在物理空间上的挪移，尚未形成产业集聚、产业联动和产业协作效应。且河北承接转移的产业多为钢铁、家具、服装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其产业升级转型的引领作用有限。

（二）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不足，制约科技成果落地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创新研发能力与产业梯度的巨大落差制约了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京津冀三地间创新能力存在巨大差距，以发明专利授权量为例，2021年，北京发明专利授权量为79210件，分别为天津（7376件）、河北（8621件）的10.74倍和9.12倍，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产业梯度和产业发展间落差，导致三地在新产品研发、产品更新换代等方面参差不齐，也导致产业链条的各环节发展不均衡、接续难度大，制约北京科技成果在津冀的落地转化。

第二，创新成果供给与需求错位制约了河北产业转型升级。北京各创新主体针对河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相对不足，加之缺乏有效的创新成果转化与对接机制，导致河北需要的产业科技北京储备不足。以2020年为例，北京创新成果供给（新增授权发明专利数）前三位的行业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07万件），制造业（1.15万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0.87万件），而河北省创新需求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这种研发成果的供给与需求错位制约了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创新成果转化专业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队伍缺乏。区域内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发育不足，以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例，2021年京津冀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为82059.01亿元，仅占全行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的6.56%，加之当前主要通过技术转移专员培训培育技术转移服务人员，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需要。且区域内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知识产权保护机构主要集聚在创新资源供给方（北京），较少布局在创新资源需求方（天津和河北），制约了创新成果转化和技术落地。2021年，北京科技推广与应用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为65163.51亿元，分别是天津（14366.67亿元）、河北（2528.83亿元）的4.54倍和25.77倍。

第四，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导致项目及人才难以在河北落地。区域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多集聚在京津两地，河北与京津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在京津冀间的自由流动和合理布局，也制约了产业链在区域内布局。

（三）北京的创新成果与津冀产业需求不匹配，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有待提升

北京研发导向是国际高端、科技前沿，而天津、河北更多需要的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导致北京大多数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转化不了，而北京又对津冀创新成果的需求供给不足。研究表明，河北与江苏、山东的产业链更为密切，与北京互动不足。

从科技成果转化的流向布局来看，北京在全国范围内的技术转移具有“跳跃式”传播的特点，其技术主要流向科技服务更完善、产业链条更成熟的长江经济带地区，流向津冀的成交额占比不足10%，“就近转化”效果并不显著。

（四）新型科技成果转化评价标准不成熟，评价机制不够健全

第一，科技成果评价是科技活动的核心导向。《科技成果经济价值评估指南》（GB/T39057-2020）出台后，京津冀地区的科技活动创新成果评价大多聚焦其经济价值，不够重视其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等，科技成果考核维度较为单一。

第二，目前评价导向与科技创新规律吻合度不高。一方面，高校科研人员难改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专利产出等为重要指标的机制，花费大额成本产出的“成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产业进步的真实需求，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另一方面，津冀普遍存在具备研发条件的企业在高校附近设立寻找技术需求的机构，以便了解和对接高校成果，浪费了不必要的财力。因此，亟待探索符合京津冀地区产业化规律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评价标准，以体现科技成果真实价值。

四、强化京津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应用的建议

（一）培育新的创新组织形式，打造城市群创新生态系统

第一，要加强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之间的协同创新。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应该根据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建立合作机制，形成互补互助的关系。对于京津冀而言，北京作为绝对的创新核心城市要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三地就关键技术领域和重大科研项目的合作，促进京津冀产业技术升级；河北应按照三地重点产业链图谱布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新的创新合作形式奠定产业基础。

第二，要构建多层次的创新平台。北京和天津、河北应该根据不同层次的创新需求，建设各类创新平台，从行政等级上可以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区县级等，还可以从产业维度（包括产业级、企业级、产品级）上，打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特征的、能够汇聚各方面的创新主体的、提供各种形式的创新服务合作平台。

第三，要培育多样化的创新文化。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应该注重培养一种尊重知识、崇尚科学、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的创新文化，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奖励成功的创新氛围。

（二）加强以企业研发为主导的政策体系建设

第一，明确企业主导的研发导向，充分发挥企业在区域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采取“政府政策+龙头企业+融资担保+产业链中小企业”的发展模式，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完善市场主导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第二，拓展政府课题资助体系选题范围，设置企业科技发展专项课题，推动应用型课题从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导向企业主导转变，更好赋能企业发展。

第三，完善科研院所职称评定标准，提升横向课题在职称评定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组织区域产业创新创业大赛，鼓励大学生和研究生团队参与创新创业，并对大赛优秀项目进行定向推广转化。

第五，设置针对“专精特新”企业定时推送科技前沿数据库，将北京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已发表的最新前沿成果免费同步给京津冀区域企业，助力企业更好了解科技前沿，捕捉科技动向和转化对接机会。

（三）发挥各自优势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形成“北方优势”

第一，鼓励知名院校和科研院所对接津冀产业实际需求，针对重点领域的科技集群，在津冀地区建立科技合作示范基地。

第二，鼓励三地对当前国家重大需求、重大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等课题和项目采取合理分工与联合攻关，通过共同研发形成北方的“比较优势”。

（四）探索建立重点产业链“链长+链主+链创”三级联动工作机制

第一，梳理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5G和北斗通信、医疗器械、高端数控机床、氢能等重点产业链清单，制定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培育壮大行动计划。

第二，构建市级分管领导“链长”挂帅协调、龙头企业“链主”主导牵引、高校科研院所等“链创”机构协同创新的“链长+链主+链创”三级联动机制。

第三，每条产业链安排一位市级领导牵头负责，筛选1-3家具有需求牵引和生态主导能力的企业担任“链主”，吸引京内外高校院所紧密支撑“链主”创新活动。

（五）完善科技成果评估和定价机制

第一，出台京津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条例，完善三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提升区域内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

第二，完善三地科技成果评估体系，按照科技成果转化历史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科技成果价值评估进行精准分类分层指导，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开案例库，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科学评估和定价提供参考。

第三，建立京津冀技术交易市场，建立区域“科博会”，畅通三地科技要素流通渠道。

（六）建设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介公共服务平台

第一，加大力度培育技术经理人。可通过扶持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主要是天津与河北技术转移机构。推动建设区域特色的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针对性地打造更多的行业类、区域类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培育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专员，完善技术转移转化从业人员的资质和配套政策；在三地职业高校试点开设“科技转化”相关专业，培养科技成果转化人才。

第二，依托科技行业协会等建立三地有效沟通机制。可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建立创新链研发端和产业链需求端的有效沟通机制，降低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效率损失。

第三，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介平台建设。建立科技成果的大数据推介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产业科技需求和北京科技成果供给进行精准匹配，更好实现“穿针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