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禹的水利智慧
我们要探讨大禹神话的精神是如何被继承并发扬的,就要聚焦那些生活在乡间的平凡无奇的老百姓,特别是审视这一神话是如何以多样化的方式生动地融入生活之中的。自然,提及大禹,水利就是不可避的话题。众所周知,最早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两部文献是记载了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山海经》和《尚书》。
《山海经·海内经》描述了洪水泛滥的景象,提到鲧未经天帝许可,擅自取用帝之息壤以堵塞洪水。在关于息壤的神话故事中,鲧因未遵天命而被处死,死后复生出禹,天帝遂命禹继续布土,以安定九州。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记载并未提及大禹疏通河道的行为,而是强调了他布土定九州的细节。
《尚书·禹贡》详细记载了大禹在治理洪水之后如何平定了九州。比如,禹将九州划分,依据山脉的形态来疏浚河流,即“随山浚川”;根据土壤特性来决定适宜种植的作物,即“任土作贡”;还布施息壤,即“敷土”;依据山势植树造林,即“刊木”。他主要通过疏浚河道和植树造林,确立了作为国家象征的高山大川,如五岳四渎等自然地标。
大禹治理洪水的方法,绝非简单的疏导,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措施。他先是进行了大地的测量工作,以掌握山脉的走势和高度差异。基于山形与水势的考量,他采用了种植树木的方法来构建防洪堤。种植树木历来被视为治理洪水的关键手段。通过这种系统化的方法,大禹最终奠定了高山大川的格局,使得这片土地适宜人类居住。因此,我们认识到,大禹治水并非仅仅控制洪水,即简单地与自然对抗,而是在深入理解自然的基础上,顺应自然规律,采取相应措施。这种做法不仅涉及兴修水利和控制洪水,更是治理国家、安定天下、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策略。由此,水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水利社会”这一概念来阐释中国文化的诸多特征。比如,我们特别强调集体动员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治水绝非个人或某一地区能够单独完成的任务。试想,治理黄河这样的大河,我们必须从源头到入海口进行综合治理:在源头,要正本清源,减少泥沙含量;在中游,要减少排污,保护河道不受破坏;在下游,要进行清淤工作,降低入海口的高度。
所谓“水利社会”是一个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概念。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形式多样的民间小型水利工程。通过这些小型水利工程,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大禹治水精神的传承。例如,福建省宁德市霍童镇的黄鞠水利灌溉工程,作为世界水利遗产之一,其历史价值不容小觑。据传,这一水利工程由隋朝谏议大夫黄鞠所建,他在福建山区避难期间,利用当地地形,巧妙地开凿了这一小型水利工程。尽管该工程仅服务于一个有着四五百人的小村庄,但其设计之精妙,令人赞叹。人们巧妙地从远处的山间引水,利用自然的水位落差,在山坡上构建了五级水碓。值得探究的是,尽管村庄紧邻水量充沛、水质极佳的霍童溪,当地居民却选择不饮用溪水。因为大堤的完整性至关重要,一旦想要引水就必须在河堤上开凿洞口。然而,此举将导致大堤存在溃坝的风险,即水流的侵蚀作用会逐渐削弱基础,进而可能引发下游乃至中下游地区的堤坝崩溃。因此,从河流中引水的做法是被禁止的。
这种做法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也正是令我们深感动容之处。身为民俗学研究学者,我们日复一日深入民间展开广泛调研,不禁深感中国人民智慧之深邃、无穷。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山间泉水经过水碓加工流入村庄,其水路却变得蜿蜒曲折。为何水渠要如此曲折,非要在村中转好几个弯、反复绕行?其原因在于确保村中每一户人家至水渠取水的距离大致相等。所谓大禹精神,就是同甘苦、共患难,团结一心完成伟业。我们平等地分享治水的成果,既是奠定高山大川,亦是九州的起源、历史的发端。不畏艰辛,勤于思考,勇于付出,团结协作,追求平等、共享,亦是中国大地上众多古老村落得以延续至今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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