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名士的社会基础
(一)世族的发展
要深入理解魏晋名士,有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首先,需审视其时的社会结构。在魏晋时期,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是所谓的世族。这里的“世”,既可写作“势”,意为拥有权势;也可写作“士”,表明他们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贵族,也被称为华族。我们欲深入理解魏晋时期诸多社会现象,包括学术与文化层面,世族背景实为关键。
世族不仅在政治上拥有显赫地位,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即他们既富有又拥有权力,且世代为官,体现着高贵的出身。此外,世族还代表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文化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所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即世族若要实现真正的长久不衰,其核心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世族的稳固基石。
世族的传承依托于深厚的文化底蕴。自汉代起,儒家学说的地位便已确立。人们普遍学习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每一部经典都有其专门的传承者,如《今文尚书》的传承便由伏生及其家族负责,《古文尚书》则为孔子家族。因此,世族因掌握学术资源而成为政治上的重要力量。因此,钱穆先生曾指出:“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但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例如,“王与马,共天下”,即琅琊王氏与东晋的开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由于琅琊王氏的支持,晋元帝司马睿得以在南京建立东晋。
世族之间通过联姻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然而,这些世族在权力和地位上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本质上,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往往体现在文化层面。
(二)“有文化”的特征
据相关史料记载,若说魏晋时期的某人有文化,那一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博学。此人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尤其精通经学领域的知识。所谓经史子集,他必须对经部和史部中的经典著作有深入研读。二是好《庄》《老》,能清谈。此人仅阅读经、史是不足够的,还应深入研读《庄子》《老子》《周易》,并且要培养出卓越的口才,能够如郭象般流畅地阐述自己的理论,以压倒性的论点征服他人。在魏晋时期,玄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清谈活动亦是当时名士们所热衷的,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然而,要想在清谈中表现卓越并非易事,必须对《庄子》《老子》《周易》有深刻理解,包括其中阐述的内容、历代注家的解读等。此人不仅要反应敏捷、口才出众,还要声音悦耳动听。三是擅写文章。此人要有文学才华,能够创作诗歌、赋文以及理论性著作。四是精于音乐、书法或绘画。五是精于其他技艺,如围棋、射御、医学、历算。琴棋书画之文化形态肇始于魏晋时期,彼时之士人多沉醉于围棋之竞技、古琴之音韵,书法与绘画亦成为其不可或缺之文化修养。
实际上,这些素养所彰显的,是一个人的才华。才华横溢,固然有天赋的成分,但更多依赖于后天的培养。才华的高低,往往能够反映世族的底蕴。因此,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往往以世族的形式出现。这也解释了为何魏晋时期文学与艺术如此繁荣,因为二者已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文化素养。作为世族子弟,若要成为有学识的人,必须掌握这些知识。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被视为文学自觉与艺术自觉的时期。
(三)世族间的审美竞争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生动展现了世族间审美竞争的特征。王羲之年轻时,其书法并未显得格外突出。颍川庾氏的庾翼、庾亮均为书法名家,庾翼与王羲之齐名。至中年及晚年,王羲之博采众长,其书法声誉日隆,最终超越众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庾氏家族的后辈亦纷纷效仿王羲之的书法。庾翼因此感到不平,以“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表达了对年轻一代偏爱外人书法的不满。他决心出山,与王羲之一较高下。然而,当亲眼见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时,庾翼心悦诚服,承认王羲之的书法确实技高一筹。
(四)世族是理解魏晋美学的基础
世族的根本,是魏晋时期乃至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包括汉代的察举制与征辟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其影响力直至晚唐时期才遭受破坏,并最终淡出历史舞台。科举制是在隋唐时期才开始兴起的。尽管唐朝实施了科举制,但相关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高级别官员仍出自世族家庭,如崔、卢、李、郑等。直至晚唐、五代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世族才逐渐消散。到了宋代,布衣出身的高级官员开始崭露头角,如范仲淹等杰出人物都是通过科举制获得了显赫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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