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建：探寻魏晋名士风骨 解锁中国美学的千年精神密码（3）

三、魏晋名士的独特性

（一）魏晋美男子

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众多美男子的涌现。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时代或地域，俊男美女总是存在的。然而，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人们开始有了发现、欣赏和评价美男子的风气。这种现象与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有着紧密的联系。《世说新语》中的《言语篇》和《容止篇》详细记载了众多容貌俊美、风姿绰约的人物。

潘安，是一位具有美型特征且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常以“貌比潘安”或“有潘安之貌”来形容某人外貌出众。潘安本名潘岳，字安仁，其容貌俊美，广为人知。据传，潘安幼时外出游玩，乘坐小车时，众多女性“粉丝”见之，便纷纷围拢并投掷鲜花，以至于他归家时，车内满载着鲜花。

（二）魏晋名士有四类

1.玉人型名士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众多可以用玉来比喻的人物。例如，夏侯玄，这位因在柱旁著书而遭雷击、衣物被烧的人物，以其英俊的外貌著称，魏明帝的妻弟与他同坐时，旁人便以“蒹葭倚玉树”来形容，意指芦苇依傍着玉树。李丰则被描述为“颓唐如玉山之将崩”，潘岳与夏侯谌并称“连璧”，裴楷被誉为“玉人”，王济亦以俊美闻名。他的外甥卫玠，更是风姿绰约，王济初见卫玠便感叹“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自感相形见绌。可见，卫玠因英俊而被人看死，是有道理的。

此批玉人型的名士，他们之所以被冠以帅哥之名，实有其特定的标准：一是身高，如嵇康身高七尺八寸，也就是约1.85米；二是体瘦，如卫玠瘦弱至体不胜衣；三是肤白，如曹操养子何晏，自幼生长于皇宫，肤色白皙至极，魏明帝甚至怀疑其是否涂了粉；四是明眸，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五是容丽，即一种“美丽”的感觉，如王献之的书法，曾一度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认可度超过王羲之，就是因为王献之“字画秀媚”，而王羲之的书法地位则是在后世逐渐确立的。

2.放达型名士

放达型名士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其中，山涛年岁最长，王戎最幼，两人年龄相差约三十岁。在七贤之中，嵇康与阮籍尤为著名。他们与“正始名士”生活在同一时代，正值魏晋交替之际，司马家族逐渐取代曹魏家族，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各世家子弟面临选择，是支持司马氏还是支持曹魏。七贤起初采取了一种避世的态度，隐居山林，但不久便分崩离析。例如，山涛最终加入了司马集团；嵇康坚定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持有敌对立场；阮籍则处于两者之间，既未坚决抵抗，亦未真心归顺。

七贤皆才华横溢，嵇康尤甚。嵇康乃一全才，精通古琴、书法，亦能绘画，且理论造诣深厚，堪称大学者。其著作颇丰，如《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均为魏晋时期清谈之重要议题。七贤亦开始探讨《庄子》，此书之所以备受瞩目，实因汉代鲜有人论及《庄子》，包括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亦未多加关注。七贤对《庄子》的关注，特别是向秀等人的《庄子注》广受认可，影响深远。他们不仅讨论《庄子》，更在生活方式上大开放达之风，主张“崇尚虚无，轻蔑礼法”，即摒弃传统儒家教条与繁文缛节，故有“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之说。

嵇康曾宣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当时被视为极具颠覆性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司马氏这样一个重视孝道并尊崇周公、孔子的儒学家族而言。“非汤武而薄周孔”，即是对周公和孔子的直接质疑，因此他的立场显得极为激进。七贤中年长的山涛后来投靠了司马氏，由于与司马氏的远亲关系，加之非常的政治智慧，他判断出司马氏将取代曹魏，因此选择站在司马氏一边，并最终官至三公。山涛在官职晋升后，推荐嵇康接替自己担任吏部郎官，但嵇康对此感到愤怒，遂撰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与钟会之间也存在长期的矛盾，最初钟会曾撰写《才性四本论》一文，希望得到学术权威的指导，却担心嵇康不予理睬，便将论文扔进嵇康家中后匆匆离去，不敢当面求教。后来，钟会地位显赫，带领随从前往嵇康处，恰逢嵇康正在打铁，钟会看了半天便要离去。嵇康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实际上，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非常深了。嵇康后来也因此而死，“临刑东市，神气不变”，临终弹奏《广陵散》并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竹林七贤的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未担任要职或官职较低，但由于嵇康、阮籍等人的显赫名声，他们的放达举止被许多贵族子弟广泛效仿。比如，西晋时期就出现了一批七贤的追随者，认为放达的行径很好学，只需豪饮并脱去衣衫即可。对此，戴逵曾言，“竹林之放，有疾而为颦者也”，意指竹林七贤虽看似放浪形骸，饮酒服药，不拘礼法，实则内心饱受煎熬。以嵇康为例，他在临刑之际，为年仅六七岁的儿子留下遗书，字里行间充满殷切的教诲，详尽地指导孩子如何面对官场，如何行事。他亦提及山涛，相信有其在，孩子不会孤苦无依。山涛后来的确对嵇康之子嵇绍照顾有加，而嵇绍亦成为西晋的忠臣，最终为救晋惠帝而死。戴逵也指出，西晋之人模仿竹林七贤的行为，实为“无德而折巾”，不过是东施效颦。

3.自然型名士

五胡乱华，东晋迁都至南京。迁都后，江浙地区成为其重要据点。江南地区风景如画，东晋王朝在此地存续了长达一个世纪，期间相对稳定，民众生活亦较为安逸。尽管如此，部分人士依旧保持着放达的生活态度。例如，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其行为颇为放达，所谓“卓荦不羁，欲为傲达，放肆声色”。他特别钟情于竹子，曾借宿于他人家中，见院中无竹，便命人速种。他人质疑仅借住两日，何必急于种竹？他则回应称，“何可一日无此君”，意即他一日不可无竹。又有一次，在冬夜飘雪之际，他忽然思念戴逵，遂命仆人连夜摇船前往。至戴逵家门时，天已破晓，他却未敲门而返，仆人不解其意。他解释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表明已心满意足，无须实际会面。

我们能够注意到，无论是《容止篇》还是《赏誉篇》，在描述这些人时，相较于以往将他们誉为玉人或赞赏其放达之风，更倾向于用“神仙中人”或“天际真人”来形容。这无疑表明，这些人在生命境界上已经超越了尘世。基于这些人的观念，中国文化中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可谓由来已久。至少自东晋始，人们自觉地认为自然界的美丽值得赞赏，并通过欣赏山水之美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他们对于人物的欣赏，与对自然美的欣赏，实际上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东晋时期所推崇的名士，展现出一种风度翩翩、清高脱俗、真诚直率、温文尔雅的个性特质。他们既保持了个性的通达，又不失节制与适度，与竹林七贤的放纵不羁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既通达又节制的特质，使得他们的人格中蕴含着从容与优雅，同时带有玄学的超然色彩和艺术精神。可以说，中国的艺术精神与东晋名士的关联最为紧密，东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亦是相当繁荣的。

4.英雄

东汉时有一部名为《人物志》的著作，其作者为刘劭。该书专注于人才选拔领域，并对人的不同才能进行了分类。书中特别设立了一个类别，名为“英雄”。在古汉语中，“英”原指“草木之精华”，即生长得尤为出众的草；“雄”则指在野兽中显得格外出色、突出的个体。因此，“英”与“雄”分别代表了文才与武略的卓越。据此，在汉以前的历代人物中，能被誉为英雄的，当属刘邦与项羽。

三国时期，天下大乱，正值英雄辈出之际，众人皆以英雄自居。据《世说新语》所载，有所谓的“月旦评”，即许劭兄弟常在每月初一发表的对当代人物或诗文字画等的品评、褒贬。很多人因期望得到他们的评价前来，而一旦获得评语，其声望便随之提升。曹操，众所周知，其出身并不显赫，其父曹嵩乃是宦官的养子，地位并不尊崇。曹操曾携重礼拜访许劭，恳求一评。许劭起初不愿理会，曹操便以性命相威胁，声称若不获评价，便将加害于他。最后，许劭评之——“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曹操听后满意而去。

（三）重“神”观念

上述几类魏晋名士，共同体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即对精神气质的重视。所谓的玉人型名士，实际上强调的是形神兼重，而不仅是外貌俊美、身材高挑、肤色白皙。因为在当时，仅是外表美丽并不会得到推崇。例如，王导之子王敬豫虽外貌出众，但王导却曾轻拍其肩，惋惜其才华不足。再如，杜乂与卫玠并论时，人们往往会对二人进行比较，杜乂被评价为“肤清”，而卫玠却被誉为“奕奕神令”。

李泽厚先生曾指出，魏晋时期人们所推崇的，“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因此，形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美学、艺术与文化中的核心议题，体现了中国文化重精神而轻形式的特点。养生、书法、绘画等都强调以神为先，如“太上养神”，“神清意平，百节皆宁”。

言意关系亦是魏晋时期玄学探讨之议题。魏晋时期之清谈，常论及言能否尽意，且普遍认为“意”更为重要。得意忘言，见月忘指，我们所讨论的意境、气韵生动，皆是重视事物之本质，即重视其精神层面。然而，精神层面有时难以捉摸，故而我们主张言不尽意，通过设立象征以表达意旨，借助一些具有相似性的意象。因此，形容某人“轩轩如朝霞举”、“如沐春风”，皆是运用意象之表述，旨在言简意赅、言尽意长，引人深思。

（四）玄学

玄学是魏晋名士所倡导的，其在中国历史上备受瞩目。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究其原因，就与他们所坚持的价值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玄学为魏晋士人提供了一颗“玄心”。此“玄心”乃玄远之心，富有超越性。超越了某些社会性的规范和限制，便使得人的精神更加自由、升华。实际上，这种“玄心”在内在精神上与美学、艺术相契合，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也由此得以蓬勃发展。

第二，玄学成为魏晋南北朝士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立身行事独特突出，迥异于前。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始于魏晋时期，其核心思想强调情感的重要性、个体价值以及自由选择。玄学成为士人价值观的一部分后，他们的行为举止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注重个性的展现和个人情感的流露。

第三，玄学对魏晋士人之立身行事的影响，除放达任诞，还有清贵简约。这一人格，更具美学精神。魏晋名士们崇尚虚无，并展现出放纵不羁、随心所欲的生活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玄学人生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