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课堂】曹永栋：新时代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与价值观培育（2）

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下限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有过有益探索，取得过成功经验，也经历过挫折与失败。比如，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理想，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要竭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发展。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表明了我们党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这一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体系有着本质区别。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阶层，产生了各种利益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也成为社会经济利益主体的一员。政府官员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滥用权力，从而出现权力腐败问题。

无论是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还是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来说，我国政府应该是“强政府”。只有“强政府”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学习别国发展的长处，肩负起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任。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强政府”才能推动这一转型，处理好其中各种复杂利益关系。进一步来说，我国政府还应是“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然导致租金的产生，政府有权力，权力寻租。垄断产生租金，租金的存在为权力腐败提供机会，比如某些官员为自身利益主动创租。所以，我国政府既要做“强政府”也要当“好政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约束政府的行为边界，明确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能干。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要“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用“十一个坚持”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法治昌明才能带来国强民安，忽视法治就会导致民怨国乱。

在推行反腐倡廉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在倡导廉洁的同时给予官员相应的待遇报酬，提供明确的晋升通道，探索建立在利益目标一致基础上的物质激励机制。要在透明正当、公正公平的前提下，给予政府各级官员与其贡献相应的收入所得，这是我们吸引并留住高素质人才参与政治活动、社会管理，建设高效政府的正当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