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钓鱼城遗址：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军事智慧

钓鱼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是宋元战争时期川渝战区最重要的军事山城。经过20余年的持续考古发掘与研究，学界对钓鱼城遗址逐渐建立起一套以考古、文献和地理互证为基础的空间格局演变认知体系，系统展现了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钓鱼城遗址大规模发掘始于2004年，迄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在15处遗址点展开工作，包括古地道、皇宫、武道衙门、护国寺、南一字城、始关门、九口锅、大天池、土地岩、加担土等，总发掘面积近4万平方米，基本廓清了遗址的平面布局及格局演变。宋、清遗迹差异可辨、分期明确。尤其是南宋1240年、1243年、1254年、1263年四个重要修筑阶段，均可通过夯土色差和包石形制进行区分。

2024年度发掘区域名为“加担土”，按考古学惯例称为“钓鱼城加担土遗址发掘区”。本次发掘以钓鱼城遗址的青华门为核心，试图用有限的发掘面积揭示出大遗址空间布局的关键构成要素，考古发现城门单体建筑基址、御河沟两岸的大规模夯筑高台，以及最终围合形成的人工峡谷地貌。青华门向内收缩至沟谷中部，形成内外双瓮城结构。由此可见，钓鱼城核心的筑城理念是营造巨大高差，使守方居高临下，从而形成极具优势的攻防态势。这一理念不仅展现出宋军的高超战略与战术设计，也为川渝宋元山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

13世纪，南宋为应对蒙古势力的扩张，将国土划分为川陕、京湖、江淮三大战区。其中，川陕战区大致涵盖今重庆全域、四川大部及周边五省部分地区，学界称为“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通过考古与文献对比，确认该地区至少曾建有117座军事城寨，其中宋方104座、蒙元13座。

青华门位于遗址东北部，是钓鱼城的关键门户。城防设计者巧妙利用小山丘之间的沟壑，修筑三处大型高台，通过清除浮土、换填土石进行夯筑。初期用细黏土加少量小砂岩块夯实，重庆大学岩土实验室检测其强度最高达10兆帕，远超一般黏土夯筑的1兆帕极限，接近常规水泥。这一“夯土基”由几厘米到10余厘米的夯层组成，厚达2至3米。其上为以重数十斤的异形石块为主的夯层。细泥与石块夯层，层层叠加，总体厚度最厚处可达10米。城门外的两处高台与城墙配合形成“U型”外瓮城，城门内三座高台围合成内瓮城，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而“瓮”的空间仅1000平方米左右，其形制突破了既往对瓮城结构的认知。传统瓮城的城墙宽度多在10米以内，此处却用宽达数十米的高台围合成大台小瓮的超常规形制，极有利于阻击方对进攻方的歼灭。

考古揭示，城门外道路至少有三期演变：木栈道—石梯道—小石径，均须爬坡穿越城门外临近右边高台下方的城墙区域，有效拉长敌军进攻路径及被弹面。此次发现的两座南宋城门，分别属第二组（1243年）和第三组（1254年）遗迹。第二组城门偏左，较宽大，进城后在基岩上开凿5米多宽的石梯道，梯步高20厘米左右，宽80至100厘米左右。进门后拐向左边的城墙，梯道穿行在城墙与山崖之间，形成一个宽5米、长80多米的内瓮城。第三组城门右移更靠右边的高台，变窄，在保持梯道瓮城的同时，又利用城门正前方采石形成了一个近1000平方米的大坑，增加了一个新的瓮城。两个城门推测其结构均为排叉柱式，体现出典型的南宋山城防御风格。高台上的哨台、城门配套设施等，也展现了南宋在山地城防技术上的全面创新。

钓鱼城的高台设计，不仅强化了钓鱼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出南宋在山地防御体系上的智慧。它不仅依赖地形优势，还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大化。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

青华门的重要性，还体现出南宋与蒙元双方攻防智慧交锋的焦点。从蒙军的角度来看，进攻青华门具备三大优势：地势突出、便于围攻；缓坡通道、便于推进；位于钓鱼城的必经前哨。而对宋军来说，是防御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是对其营城智慧与战术安排的双重考验。而城门后靠，内外双瓮城设计、内部双瓮城结构，正是南宋军队克服地势劣势进行有效布防，有效应对敌军攻城的创新举措。

总之，钓鱼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揭示了南宋时期卓越的山地城防体系，也显示了川渝地区先民独特的营城智慧。特别是青华门的高台设计，在战略防御、材料工艺和战术运用等方面，均体现了极高水平，是中华军事文化的宝贵遗产。此外，钓鱼城遗址同时较好地保存了宋元双方的军事、政治、文化及宗教遗产，比如护国寺、忠义祠、九口锅、王坚记功碑等遗存，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关键节点的重要例证。

（作者系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