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20世纪后期开始，美国针对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蓄意输出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市场、推行私有化。从实践和发展的长远效果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让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饱受困扰、深陷困境。其中，作为与美国接壤的拉丁美洲第三大国，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影响则更为典型。

墨西哥债务危机让新自由主义改革乘虚而入。20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后，革命制度党于1929年上台执政。在法团主义体系下，革命制度党政府实施以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化”经济战略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交通、能源、公共事业和重点行业国家所有的经济体系。为了整合国内外社会的多元族群和阶层、完成民族国家建设，革命制度党确立了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并相继推行了土地分配、现代农业建设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等战略。革命制度党依托法团主义制度，完成了国家一体化建设，建立了国家干预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墨西哥一跃成为拉丁美洲的强国。

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在推动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革命制度党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力包袱，并导致20世纪60年代统治危机的发生。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湾发现大量的石油资源，在石油经济发展的高预期下，革命制度党政府大幅度增加外债贷款。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油价急剧下跌导致石油收入锐减，墨西哥无力偿还贷款，于1982年宣布破产，由此拉开了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深陷债务危机，为美国向其推销新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契机。为了缓解债务危机，墨西哥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援助，前提条件是必须进行宏观政策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以便美国对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干预与支配。于是，20世纪80年代，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在美国的干预和推动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被迫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从1986年起，墨西哥政府陆续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并宣布将向全球开放经济，计划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此，美国政府、政客与资本家、金融家趁着墨西哥债务危机的机会，按下了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启动键。

墨西哥大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表现为“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三个方面。自由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国家干预，降低贸易壁垒，推动经济全球化。1986年，墨西哥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平均关税税率从1985年的23.5%降至1990年的12.5%。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西哥政府取消了美加两国大部分商品的关税，同时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使国内市场进一步向国际资本开放。同时，墨西哥政府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1994年，墨西哥政府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允许外资自由进出。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内容，墨西哥政府通过出售国有企业、放松行业管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墨西哥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82年的超过1000家，迅速下降至1994年的不足200家，国有银行更是全部出售给私人资本。墨西哥政府亦大力推进关键行业私有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陆续将电信、电力、石油等战略行业部分私有化，允许外资参与勘探和开采能源资源。2013年能源改革后，石油行业完全向私人资本开放。此外，墨西哥政府大力推进土地私有化。1992年，萨利纳斯政府修改宪法第27条，废除“村社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支出，将原本由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转由市场调节。政府大幅缩减公共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医疗体系逐步向私营保险模式转变，推行“教育分权化改革”，将基础教育管理权下放至各州，鼓励私立学校发展，大力推动养老金私有化，取代原有的国家养老金制度。

新自由主义改革让墨西哥短期获益、长期受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施，起初确实短时间内缓解了墨西哥经济困境，解决了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比如，自由化与私有化的改革通过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帮助墨西哥政府暂时稳定了财政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墨西哥跳出新自由主义改革陷阱的本土化探索。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构性困境，墨西哥社会开始探索本土化的发展路径，其中萨帕塔自治运动的实践和国家复兴运动的改革尤为突出。

1994年，印第安人聚集的恰帕斯州爆发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遭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冲击破产的、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以武装起义形式抗议新自由主义政策，呼吁土著自治和社会公平。萨帕塔主义者以社区为载体，试图构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的实践不仅推动了墨西哥宪法对土著权利的承认，还直接影响了拉美多国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

2018年，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标志着墨西哥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面反思进入实践阶段。洛佩斯政府高举“第四次变革”旗帜，通过成立国家土著研究所、暂停能源领域私有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组合拳，试图扭转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依附和社会不公。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无序扩张，改善了底层民众生活状况。

然而，墨西哥国内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本土化探索依旧面临多重挑战。对内，新自由主义遗留的经济依附性和社会分裂问题根深蒂固，土著社群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危机尚未化解；对外，全球资本的压力和美国的干预极大限制了墨西哥政府的政策自主性。此外，如何平衡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需求，避免本土性实践沦为空洞的政治表演，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一场未兑现的“现代化承诺”。这场以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却因加剧社会不平等、侵蚀国家主权、引发社会动荡而饱受争议，导致墨西哥现代化进程再次深陷困境。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惨痛教训警示世人：现代化道路必须立足本土实际，平衡市场效率与社会正义。虽然当前墨西哥社会的多元主体正在探索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路径，但如何摆脱依附性发展、重建多元共生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墨西哥甚至拉美多个国家长期面临的问题。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民委区域国别基地“拉丁美洲社会文化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