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功能性远比形式更重要

萨缪尔·P·亨廷顿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他的许多著作在全球学界和政界均产生广泛影响。其中，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被视为其学术生涯中最具理论深度和开创性的作品之一，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该书写作时，许多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上民族独立道路。面对这些新独立国家，西方社会和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它们倒向苏联阵营、采纳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国学术界关注哪些社会条件有助于这些国家走向所谓的“民主”——也就是西方式的制度模式。美国政治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因此形成，即认为如果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则它们就会演进成为西方式的制度体系。

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当时一些新兴国家陷入政变频发、社会撕裂与制度失效的困境，亨廷顿指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关键不在于选择“民主”还是社会主义体制，而在于能否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他强调，美国与苏联虽然制度形式不同，但都成功形成了强大的制度能力；而“变化中的社会”之所以陷入危机，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整合力和组织效能的不足。他认为，现代化最深刻的影响，是引发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需求的迅速增长，若没有足够的制度化机制来吸纳这些需求，政治秩序便面临崩溃风险。因此，制度的容量与质量，才是现代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他以一个经典的关系式概括这一命题——“政治秩序=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换句话说，亨廷顿并不认为通过设立多党选举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体系”就能实现政治秩序。要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要看一个政治体系中的制度是否具备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与凝聚力。他进一步指出，实现现代政治秩序的制度要件包括强有力的政党、专业化的官僚系统、受控的军队等。这是对那些认为政治发展就是要建立西方式的多党竞选“民主”的人的重要警示。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快速扩张若缺乏制度建设，就会导致政治衰败。他十分尖锐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在于确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他列举当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现象：种族与阶级冲突加剧、政变频发、军事干政、腐败横行、法律制度失效、公民权利受侵犯、政党瓦解等。这些现象表明，这些国家并非处于“政治发展”的轨道上，而是陷入了“政治衰朽”的深渊。通过比较美国与欧洲的政治现代化路径、阐述现代化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分析传统政体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变迁等，亨廷顿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稳定与发展，不能迷信某种“唯一正确”的制度形式，而应在具体的政治目标基础上，构建自身能够承载社会动员、调节政治参与、提升治理效能，从而促进公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

尽管该书成书在20世纪中叶，但它提出的命题和理论框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今天，对我们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秩序的重要性仍在凸显。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政治秩序的缺失依然是动荡与失败的根本原因。从非洲之角的战乱到中欧国家的解体，再到拉美多国陷入的治理危机，现实表明：经济援助、选举监督等西式治理工具，无法替代本国制度所承载的整合能力与组织能力。秩序不仅是发展的前提，更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因此，无论是政治学研究还是国家治理实践，都应回到“秩序”这一根本问题，从制度稳定性、社会整合能力与政治参与的组织机制出发，思考国家建设的根本路径。

其次，摆脱对西式民主神话的膜拜。亨廷顿否认了从制度类型来观察政治发展的思路，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并非建立西式的多党竞选的所谓“民主”体制。关于什么是民主，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模式不可能定于一尊。不少发展中国家如阿富汗等，虽然按西方的政治制度形式设立了多党选举等制度，却未完全形成有效治理结构，反而因社会撕裂、政党碎片化和制度失灵而陷入长期动荡。近年来各种研究表明，制度的品质与国家能力的建设，完全不能简单地通过西方所谓的“民主化”来实现。

最后，深刻认识好制度的标准。亨廷顿强调，制度的功能性远比形式更重要。好制度不在于是否符合某种“民主”标准，而在于它能否组织政治参与、表达社会诉求、整合利益分歧并高效执行决策。然而，当前关于中外制度对比的讨论多停留在表面，对更深的价值与认知基础缺乏理解。这也导致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制度体系的误读，甚至错误将其归为“威权”，并据此推演出压制、腐败、动荡等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中国制度在维持政治秩序、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的亮眼表现。因此，要理解制度如何生成秩序，必须回到更基础的制度主义层面，抛却意识形态先验，关注制度运作的实际功能与治理绩效。这也是阅读该书给我们留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