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峥嵘岁月的精神密码

重读抗战文学经典

触摸峥嵘岁月的精神密码

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悲壮的精神史诗。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不仅锻造了中华民族的意志风骨与精神脊梁，也在文学领域催生出具有独特历史烙印的抗战文学。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抗战文学始终保持着对个体生命与民族命运的同步观照。无论是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胡同烟火，还是孙犁《荷花淀》里的芦荡枪声；无论是萧红《生死场》描摹的荒原悲歌，还是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展现的英勇抗争，这些抗战时期不同时段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既是对日寇战争罪行的无声控告，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唤醒。当人们重读这些浸透着血与火的文字时，实际上是在触摸峥嵘岁月的精神密码。

抗战文学是深深浸染硝烟与血泪的不朽文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抗战文学犹如一株扎根于战火硝烟中的红高粱，用文字的锋芒刺破黑暗的天空。换言之，抗战文学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战线发起的持久抗争，是一场在文化领域进行的战略反攻。

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好山河之时，中华儿女发出救亡图存的怒吼。作家们也迅速觉醒并行动起来，他们以无畏精神和果敢行动，在抗战最前线和敌后战场，通过实地采访获取鲜活素材，精心创作出众多反映抗战的优秀文学作品。现当代文学史充分表明，抗战文学是深深浸染硝烟与血泪的不朽文字，这些文字既是对日本侵略者的申诉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建书，更是革命理想主义的宣言稿。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中，文学不再是风花雪月的装饰品，而是鼓舞人心和激扬士气的精神武器。

抗战文学中有家国命运的追问与求索。在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祁家四合院的崩塌象征着传统宗法社会在战争暴力下的解体。钱默吟从避世文人到抗日志士的身份转变，折射出彼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这种精神突围不是简单的政治选择，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战争语境下的现代转化。而小羊圈胡同里普通市民的生存挣扎，则构成了民族危难时期最鲜活最朴素的众生相。

抗战文学中有民族苦难的书写与记录。在最早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沦陷区的文学版图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形成了强烈的美学对照：前者以浓重笔墨描绘抗日游击队孤悬敌后、浴血奋战；后者则以细腻流畅的文笔，在生存与死亡的永恒循环中，悉心展现被侵略战争严重撕裂的东北乡土社会，从而把个体生命体验升华为民族受难的寓言。

抗战文学中有对战争暴力的强烈指控。阿垅创作的《南京血祭》，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直击南京大屠杀的至暗时刻。阿垅亲身参加了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1939年写出《南京血祭》。当叙述者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时，文字已无法承载这种超验的苦难。这种放弃修辞的零度写作，反而构成了对战争暴力最强烈的指控，作品中对日军暴行的白描式记录，成为后来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重要文学证词。

站在历史的长河回望，抗战文学的价值早已超越文学本身。这些带着硝烟与弹孔的文学作品，既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也是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精神徽志。

抗战文学呈现出民族意识觉醒的鲜明轨迹

抗战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产物，其最深刻的贡献在于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深挚的情感叙事，极大地唤醒和凝聚了民族意识，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植入亿万民众的心中。在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中，作家马烽、西戎用朴实的笔触描绘出这样一幅场景：在被敌机炸毁的窑洞前，一位农妇将襁褓中的婴儿交给游击队员，然后转身抡起锄头毅然走向战场。这个场景完美诠释了抗战文学的核心叙事逻辑，呈现出民族意识觉醒的鲜明轨迹——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是血肉交融、紧密相连的。

作家们以刻意模糊前线与后方界限的手法，让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战争的主角。如孙犁在短篇小说《荷花淀》中描写的织席妇女，她们手中的苇眉子既能编织成生活用具，也具有传递情报信息的军事功能。普通人的日常劳作与全民抗战在此达成诗意的统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辉始终笼罩着这些作品。

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为历史背景，记述了青年学生在战火中的成长故事，女主人公林道静从闺阁走向革命的蜕变，暗合着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典型路径。这种叙事策略将个体成长史与革命发展史紧密缝合起来，进而揭示出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艾青在诗歌《向太阳》中描绘了一个从痛苦的昨夜走向昂扬的清晨的“我”，这个“我”既是诗人自己，更是千千万万从迷茫中觉醒的中国人。这种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命运的抒情方式，有力地激发了广大读者的共鸣，让每个个体感受到自身与祖国荣辱与共的深切联系，进而升华了全体国人的民族情感。田间在朗诵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中写道：“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诗句简短有力，充满震撼性的画面感，以最直接最残酷的假设，惊醒了那些尚存侥幸心理的人们。这类作品通过街头朗诵、壁报传抄等形式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各阶层人民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精神号角。茅盾抗战期间创作的经典散文《白杨礼赞》，将我国西北高原的普通树木转化为民族精神的具象化符号。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则将自然地貌升华为文化地标，这种地理空间创造出的精神地图，使每个中国人都能在文学想象中找到自己的抗战坐标。

文学成为动员大众参与抗战的精神武器

1942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作家们深入前线、农村，创作了一批易于接受与传播、普及性强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气象面貌一新。赵树理将传统说书艺人的话本形式与革命斗争叙事有机结合，创造出极具泥土气息的“山药蛋派”特殊文体，这种文本革新不仅将民间艺术与革命内容融合，更使抗战文学呈具浓厚的乡土美学韵味。当识字不多的农民都能听懂《小二黑结婚》中的斗争故事时，文学真正成为了动员大众参与抗战的精神武器。

红旗意象在抗战文学中经历了从具象到象征的升华过程。作家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那面被烈士鲜血染红的战旗，既是引领战斗的号令旗帜，也是表征抗战精神的文化标识。当作家梁斌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带领农民焚烧地契时，跃动的火舌与招展的红旗成为革命斗争的具体象征，意味着这部作品对农民觉醒所进行的引导与启蒙。

抗战时期的街头剧与墙头诗构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由著名剧作家陈鲤庭创作的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大江南北街头巷尾巡演时引发了强烈共鸣。1937年9月25日，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在郑州举行公演。当金山和王莹合作的压轴戏《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现场场面非常热烈，台上台下完全呼应一体，全体观众跟着演员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等口号。这种“广场戏剧”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观演关系，观众以深度的沉浸感不自觉地进入剧情。剧场延伸至整个社会空间，观众随时可能成为演员，当卖艺父女的遭遇激起围观群众的义愤时，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彻底消弭，观众的思想认知直接转化为革命行动。

文学剧本的增殖效应在秧歌剧《兄妹开荒》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这个秧歌剧从陕北窑洞出发，经过民间艺人的即兴改编，衍生出多种地方戏剧版本。每次演出都是集体创作的延续，观众的笑声与眼泪都成为文本的组成部分。这种开放式的文本结构，使抗战文学获得自我繁殖和自我演进的生命力。

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在西南联大的教室响起，家国情怀被深深唤醒。这些抗战文学作品通过仪式化的反复传播，将抗战记忆融进民族基因与血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映电影《地道战》时，影院中观众的自发合唱有力证明，关于抗战的文化记忆具有超越时空的传承力量。

重读那些浸透了血与泪的文字，依然能体会到那份穿越历史时空的精神震颤。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史中的精品力作，更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的文化自救方案。抗战文学将战争伤痛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为现代中国注入了坚韧不屈的文化基因，这种不惧苦难重建人文家园的努力，正是抗战文学留给人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