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林：扎实推进新时代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2）

一、作风兴衰决定政权存亡的历史逻辑

古人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作风建设正是“令行”之基、“利民”之要。唯有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方能筑牢执政根基、护航民族复兴之路。

（一）古代王朝的兴衰镜鉴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政权兴衰规律洞若观火，虽穿越千年仍富有警示意义。纵观历史，从夏商周到明清，历代王朝的更迭都循着相似的轨迹：骄奢亡国是历代王朝难以逃脱的宿命。开国之初，统治者大多能励精图治、戒奢以俭，与民休息，形成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治世景象；而到了王朝中后期，往往出现官僚腐败、奢靡盛行、脱离群众等作风顽疾，最终导致民不聊生、政权崩塌。王朝更迭的导火索虽有不同，但都离不开统治集团的作风溃败——奢靡享乐、官僚盛行、纪律松弛、贪腐横行，从生活奢靡到权力腐败，再到社会风气糜烂，最终走上“腐败—失民心—亡政权”的不归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将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优良作风凝聚民心、汇聚力量。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党依靠优良作风，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井冈山时期，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百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严明的纪律和作风拉近了党群距离、结下了军民鱼水深情。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作风”概念。‌194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党风”概念，标志着作风建设开始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维度。1942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这是党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作风建设实践。面对日军封锁和国民党经济挤压，毛泽东同志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屯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硬是将“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实现“耕一余一”。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延安采访时称赞这种作风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中数百万群众推着小推车支援前线，做到“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实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奇迹。在延安窑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跳出历史周期率在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廉洁作风，是人民有效监督的前提。反之，作风一旦变质，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就可能变为“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执政根基便会动摇。历史反复告诫我们：赢得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难；而作风的滑坡，往往是政权危机的先声。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执政党作风建设指明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始终保持对作风问题的高度警惕。历次整风运动（如1950年整风、1957年整风）都体现了党对作风问题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高度赞同陈云同志提出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论断，着力推动作风建设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新时代以来，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明确要求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厉行勤俭节约等，成为新时代作风建设的起点。从2013年到2014年，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2017年，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2022年，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求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