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林：扎实推进新时代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3）

二、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理论逻辑

作风建设的终极目标，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这一政治生态的培育与维护，具有鲜明的建设难、破坏易的不对称性。

（一）政治生态的脆弱性

锻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的不懈努力，是一个长期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破坏政治生态，却只需一朝一夕，少数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便可能污染整个政治环境。

第一，优良政治生态的培育是慢功夫。我们常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来形容伟大事业的艰辛。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需要付出长期、艰巨、系统的努力，如同培育森林，需要不断地浇水、施肥、除虫，持之以恒进行下去，方能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润物细无声的累积过程。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以筑牢思想根基；需要严密制度的保障，以规范权力运行；需要文化氛围的浸润，包括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的持续滋养，以树立示范标杆；需要与各种歪风邪气进行不懈的斗争，净化环境土壤。

第二，政治生态的破坏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政治生态就像人的机体一样，需要长期精心照护，要预防癌细胞滋生扩散。腐败就是政治有机体的癌细胞，一旦扩散蔓延开来，便会摧毁整个政治生态。一是“关键少数”的“污染源”效应，即“风向标”失灵引发“破窗效应”。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其作风失守如同政治生态的“第一粒纽扣”扣错，向党内释放了“投机钻营者得利、实干担当者吃亏”的错误信号，导致各级干部纷纷效仿，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的连锁反应。领导干部的作风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如果“关键少数”自身作风不正，追求享乐、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就会释放出极具破坏力的错误信号，产生“破窗效应”，带动整个队伍作风滑坡。二是“潜规则”的逆淘汰效应，是对明规则的严重冒犯和侵蚀。当不良作风得不到及时纠正，便会形成“潜规则”，“打招呼”“递条子”成为新的办事标准，正常的组织程序、工作规则被架空，遵纪守法、踏实干事的干部受到排挤，投机钻营者反而平步青云，严重扭曲政治生态和价值导向。东汉“以财入官”的捐纳制度盛行，选拔人才不再看德才兼备，而是看门第关系、贿赂多少，真正的贤才被排挤；明代中后期“当官为谋私”成为常态，遵纪守法者吃亏、投机钻营者得利。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严重扭曲了正常的价值观，会像瘟疫一样扩散，只会让更多人放弃明规则，信奉“潜规则”，最终导致系统性作风败坏。

第三，利益链固化引发系统性腐败。比如，通过权力寻租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将公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益链从省级延伸至市、县，涉及多个重点领域，导致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治理难度极大。管住“关键少数”是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作风失守；必须坚决破除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树立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维护良好的政治生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持续加固政治生态的“防护网”。

（二）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如何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与国家长治久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答案就在于“制度”二字。

第一，人治难抵腐败。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反腐举措——明太祖朱元璋查处空印案、郭桓案，诛杀数万人，却遏制不了腐败；清代雍正帝推行养廉银制度，试图“高薪养廉”，最终沦为形式。究其原因，在于封建王朝的反腐本质是人治下的“选择性反腐”，缺乏制度刚性约束——皇帝“贤则治，昏则乱”，一旦最高统治者作风失守，整个反腐体系便会崩塌。汉灵帝卖官鬻爵、唐玄宗后期奢靡，均使得前期反腐成果付诸东流，毁于一旦，印证了“靠人不如靠制度”的真理。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试图为治理国家寻找新的出路，却因时代局限沦为空想。

第二，我们党从“运动式”到“常态化”，逐步探索制度创新实践。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逐步摆脱“运动式反腐”局限，将作风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一方面，制度笼子越扎越密。从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范，到1997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明确七类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情形，再到新时代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出台，形成覆盖权力运行各环节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既明确“不能做什么”，更规范“应该怎么做”，让作风建设有章可循。另一方面，监督探头无处不在。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实现派驻监督全覆盖；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公款吃喝、私车公养等隐形变异问题；常态化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2025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万起，其中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1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7万起，党纪政务处分26万起，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信号。

只有将作风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形成覆盖权力运行全过程的制度体系，才能避免作风建设陷入“运动式”“一阵风”的困境，实现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同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对违反制度的行为严肃查处，让制度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本质上就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决定了我们党能够勇于正视自身问题，敢于进行自我革命。从延安整风运动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始终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这种自我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持续的过程。新时代面对作风问题的新形式、新变种，我们党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既整治显性作风问题，也深挖隐性顽疾；既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也防范潜在风险隐患，确保自身始终保持健康肌体和旺盛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