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经济学家谈和谐社会的构建（2）

那么，上述分析告诉我们什么呢？上述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两重性特征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中一方面。这个两重性特征，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高速增长。从1981年到2003年，我国GDP年增率都超过9%，这种增长水平，就是1981年到2003年这种持续高速增长的水平时间，包括增长的峰值都已经超过了二战以后的水平，打破了二战“四小龙”的水平，打破了日本人的水平，这是事实。但同时，我们又是一个高投入、高耗费、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这也是事实。所以，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运行表现出非常复杂的特征，很难用一个单向性的分析来加以判断。如果给这个增长模式加以判断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具有明显粗放式特征的高增长，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合理的。

下面，我想提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会出现长期持续的这种具有粗放式特征的高增长呢？据我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个突出特点。简单说，叫做资本积累加体制转轨，这里的资本积累讲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累发展。建国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和积累是在一个东方的落后国家为基础的背景下开始的，当时我国现代工业发展条件极差，几乎为零。过去日本人侵华是有战略构思的，对西部、东南部掠夺得非常厉害，对东北留了一手，并不是为了保护东北老百姓，而是把东北作为对内陆进行深度侵略的基地，所以它留了一些重工业。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实际上这些东西基本上被苏联人都拿走了，没有什么像样的玩意了，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战利品。所以，我国在这种基本上工业基础为零的条件下搞工业化，搞现代工业，特别是搞现代国防。我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我们的工业化就长期存在这种特点，我把它叫做积累型发展。什么叫积累型发展呢？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只能靠初级产品、靠劳动力的积累。那么，这种积累型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我们采取的是赶超战略，就是由国家确定经济目标，由中央政府统筹资源配置，由中央计划体制来管理发展程序。这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从发展目标，从资源的配置到发展的程序都由中央的计划机构严密的控制。

但改革开放后，这种赶超发展的工业化的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就是开始采取市场比较优势，而不是赶超战略。第二个就是分灶吃饭。地方分灶吃饭之后，地区财政的独立性使地区发展的独立性开始显现出来。这样，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累型发展就出现了路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从赶超战略、赶超模式转变为市场比较模式，第二个转变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积累型的发展转变为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工业化的积累型发展。这样，这种工业化积累型发展的三大比较优势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一是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的大规模；二是土地资源和廉价地租产生的经济效能；三是劳动力大量的低价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这种比较优势的经济原则下，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工业化的这种积累型发展支撑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历史贡献，所以我们就会由此来解释为什么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的工业化速度比较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27年的持续高增长，它基本的秘密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尽管它是历史贡献，但长期这样搞我觉得又会显示出来一个尖锐的发展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这三种比较优势支撑的高速增长现在出现了一个和国家资源环境总量供给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矛盾非常尖锐、非常突出。

首先，我们的土地资源大量耗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1996年至2003年，我国的耕地从19亿亩多减少到18亿亩多，平均减少将近1500万亩，七年减少了1亿亩。中国土地荒漠化的扩展也相当严重。五十年代，每年不过才1500多平方公里，但是到2010就扩展到2800平方公里，到2010年沙化土地将达到4200万亩，2020年又将近一亿亩。沙漠化是在土地的外围，而城市化也来挤占耕地。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们还面临着水风险和水危机，水资源紧缺和用水效率低下同时并存。我国每年缺水300―400亿m³，18亿亩地，每年农田受旱5―6亿亩，1/3受旱，是个常态。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个供水不足，110个严重缺水。现在，还出现了我们国家的环境容量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大家知道，环境是有自净能力的，但就光二氧化硫这个指标，就超出了我国大气环境自净能力的67%；就仅眼睛能看得见的河流的污染超出了我国江河水流自净能力的88%。矿产资源也是一样。我们算了一下，这种大量耗费矿产到2020年，能保证经济正常需求的大概还剩六种。那个时候，要保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必须靠大量外汇购买。什么叫战略机遇期啊？可能诸位有这种一般的理解，就是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在的低成本增长的没有多长时间了。那么，中国长期粗放式的发展还碰到了什么呢？全球资源总量的刚性约束。我给大家算一笔帐。中国目前人均消费不到美国的1/11，钢、铜、铝人均消费分别是美国的1/14，1/7和1/8。那么，中国未来的15至20年，人口会增长到多少呢？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现在判断，中国未来15至20年左右的峰值是15亿人，到了15亿人以后会在这个15亿人的峰值上稳定下来，之后再通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可能会出现缓缓的下降。未来20年，按15亿人计算，这15亿人的经济耗费按美国人现在的消费水平计算，中国的年消费将是175亿吨标准煤，47亿吨石油，62亿吨钢，1650万吨铜，3000万吨铝，全球能源总量仅够中国消费66年，石油的储量仅够中国消费30年。所以，我们为这种粗放式特征的增长所做的任何辩护都不可能超越这个资源刚性约束的门槛。

所以，结论就是我们长期依赖这三个比较优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要持续地发展、和谐地发展，还要回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这里讲一下我的认识，就是讲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科学发展观理论化。过分理论化，好象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发展的理念，对发展的认识有什么什么提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很好的传统，就是实事求是。现在我们的发展碰到了问题，27年前我们是靠这个方式搞起来的，但是能不能再搞一个27年？再搞两个27年？现在看来可能不行了，特别是我前面讲的问题，如果再搞下去的话，很危险。一旦中国的资源不可能持续，环境的总量不可持续，中国的经济要出大问题。所以，我们讲科学发展观，讲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是一种逻辑的推理，是我们要用新的理念来面对这一大堆问题。社会要和谐，要发展，要持续和谐，要持续发展，要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发展的路怎么走。

我觉得六中全会特别强调在和谐发展中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在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上，中央政府包括“十一五”规划，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方向性的事情，就是调整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体系。“十一五”规划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章，就是对长期支持、刺激、激励中国经济增长的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这套指标体系已经开始进行改造。在我国，GDP不但是经济增长的指标导向体系，还是政府政绩的指标体系。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发展过程，从中央评价省市经济水平，省市评价地市县，到干部之间的比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GDP。GDP搞不好，其它都免谈。所以，GDP这个东西刺激各级政府搞经济发展，搞经济建设，是个最厉害经济杠杆，它和很多人的乌纱帽都有关系。GDP是功不可没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这个GDP的核算体系出了什么问题，GDP本身没有问题。凯恩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讲，GDP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GDP的功能是什么？GDP的功能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对投入和购买活动进行货币价值的计算。在GDP这个测度体系、这个指标体系中有很多测定不很准的领域，不是GDP的功能。这里有三个东西是我们长期没有搞清楚的：第一，GDP和经济的投入产出活动的效率没有关系，或者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不能评价投入产出活动的经济效率。第二，GDP对产品和劳务的最终使用价值，或者说，这个产品和劳务的有用性没有直接关系。第三，GDP对经济增长的成本不进行计算。所以，这就使得GDP有两重性，一方面刺激各级政府，刺激作用最大的就是GDP，这是激励作用。但同时，由于它有三个测不准的领域，即经济效率测不准，使用价值测不准，成本的耗费测不准，所以，使我们的高增长长期以来是一种廉价资源、廉价环境的高增长。

我们在搞宏观经济的时候，很多人包括一般的老百姓问，我们的经济增长有水分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水分，水分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恶意的水分。什么叫恶意的水分呢？就是瞒报，现在看来是违法的，在统计上做文章，搞政绩工程，搞政绩统计。那么，把这个恶意的水分去掉之外，我们的经济还存在着经济性的水分，就是按照GDP的指标体系计算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特别便宜。“十一五”时期我们开始做的工作，就是建立更加和谐的经济核算体系。“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双重性的发展指标，这个指标很厉害：一方面提出了年均增长指标，同时明确地提出了GDP增长指标，GDP能源耗费降低20%，主要污染排放总量降低10%的指标。大家注意，在“十一五”规划中，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规定，增长指标是指导性指标，降耗降污指标是约束性指标。这是从中央政府开始，用这种约束指标，不是绿色指标，我们现在追求的不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和环境成本的最小化，而是经济增长指标和绿色混淆指标的重合度的最大化。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浅绿色的发展指标。这是中国第一个浅绿色的发展指标。

第二个就是城乡协调发展。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基本趋势的判断是：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远远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消费增长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明显趋向扩大的。这两个结论我们都有经济分析数据。这是第一点。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局部发达地区有所改进，比如在东南发达地区有所改进，但是从总体看，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有所扩大。第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滞后已经出现了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城乡断裂的风险。为什么讲得这么严重？我先想讲一个外国人的评价。五年前的瑞典驻华大使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中国，卸任后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成果。他经过反复考察发现，中国的城市，像北京、上海、很多省会等城市的繁荣程度和欧洲的很多城市的繁荣程度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而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教育指标、收入指标却和非洲的情况大致差不多，甚至很多指标比非洲的情况还好不了多少。但他认为，中国和非洲不一样，中国的很多农民虽然很穷但是靠勤劳致富，主要靠自己，而非洲人主要靠国际援助。所以，他提出，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欧洲模式和非洲模式的混合。当时看到这个东西，中国的学术界很震惊，对此结论，我们很难接受。可是，冷静地想一想，一点道理都没有吗？不能这样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