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解读改革开放30年（2）

“5·20”讲话之后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基本上形成一个共识：要全力以赴地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各种市场化的改革加速进行。十六大、十七大以后，市场经济带来的两个最突出问题日益明显。第一，搞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出现好多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美国有一家报纸曾经写文章说，据统计，近十年来，世界上百万富翁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第二，大家知道市场经济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强调优胜劣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造成贫富差距，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围绕着资源进行争夺，资源是稀缺的。比如，大家都知道这房子赚钱，可有的人手里只有几千块钱，根本就买不起，就抓不住这机会；而有的人手里有一百万，就买得起，甚至可以买几套，过了几年这一百万就变成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了。

私有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国有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两条过去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表现。于是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国又发生了第三场大争论，还是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国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全国有70多个教授，其中有中央党校20多个教授参与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必须检讨，中国这条道路走错了，十七大应予以纠正。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专门讲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强调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环节。

要不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改革的结果让人满意还是不满意，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这三场争论实际上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而推进的。

不管怎么说，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我们现在总结改革的经验、成果，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是改变不了的。一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只能使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完善。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三是中国的法制化是不能改变的。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这三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多种经济成份也是靠法制来保护的。法制就是要解决市场经济运行的秩序问题，多种经济成份的权利问题，等等。不管关于改革再有多少争论，至少这几个方面已经制度化了，而制度化的东西已经很难再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它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符合最广泛人民群众利益的。

贯穿改革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们归结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改革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弊端，但改革中确立的一些基本制度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制度可以决定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基本走向。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过去几十年改革，农村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股份制的改革，这些改革改到一定程度，如果我们认为它很好，已经取得了成绩，就得把它变成制度固定下来，这样它就不会随便动了。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取得最大成绩就是确立了几个不可动摇的制度。当然，完善这些制度还需要下很大的工夫，还要走很长的路。

第二，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

我认为也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民工业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城市化加速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小平同志讲，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工业化。但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封闭路线。什么叫封闭呢？第一，农民不能参与工业化，城市市民也不去搞工业化，只能国家去搞，所以国家就建立一大堆国有企业，结果这样搞工业化很慢，老百姓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它和老百姓的利益关系不大。因此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一个成就是，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卷入工业化之中，农民搞乡镇企业，城市搞个体户、专业户、私营经济。大家想想，原来只靠政府去推动的一件事变成了中国十多亿人一起去推动的一件事，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所以，中国的工业化突然有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突然有了一个巨大的提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长足进步，中国就进入加速城市化的阶段，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城市大规模开发，每一个城市开始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急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流动人口增加，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安问题增多，整个社会管理难度增加，不稳定性的因素增加。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十七大报告讲，我们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我们现在又对外开放，还要推进市场。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大挑战。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五大挑战。关于工业化，这个过程中会使很多人转成非农业人口，他们要从事非农产业，要么在产业制造业，要么在服务业，整个就业结构、产业结构都要转移。关于城市化，怎样充分利用城市化的机遇，把自己的资源利用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又能够避免城市化带来的冲击、弊端。关于信息化，现在是网络数字化的世界，这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关于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它们也带来很多挑战，比如说流动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的拉大等。

经济利益多元化以后，人际关系变得非常复杂，现在的问题比原来更加难处理。比如，北京郊区县一些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从户籍上看，他是农民；第二，他的地、房子出租了，他又是业主；第三，他又是集体成员，年年从村里分红，他以投票等方式参与集体经济决策；第四，他可能开车运货或者搞点经营，他又是小经营者。这多种身份、多种利益来源，就使得社会管理的难度很大。

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一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二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要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加。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三个方面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首先，从经济增长来讲，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是9.67%，而同时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3.3%。世界上连续增长时间比较长的是日本16年和德国17年，都不到20年，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基本上就10多年。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国情，连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改革开放不符合国家的要求，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就不可能带来这样的结果。

第二，人均收入。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人均收入翻了好几番，基本上从温饱变成了小康。具体来讲，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是340多元，2006年是11760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978年是134元，2006年是3587元。财政收入，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00多亿人民币，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了将近4万亿人民币，2007年达到5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更不得了，1975年的时候，小平同志作为副总理带着一个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带的钱只有几百美元，每个人发了5美元。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外汇储备按照中央银行的统计是16000多亿美元，从3月份到现在，平均每个月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都达到六七百亿。所以，无论从人民收入来讲，还是从国家国力来讲，都有了巨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