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最终落到实处就是充分尊重人的权利,当然,反过来讲,责任和权利是统一的,在获得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十七大提出构建公民社会,提高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公民社会最核心的就是责任和权利的统一。
四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最核心的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单一的社会变成了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多元化了,人的身份多元化了,社会矛盾多元化了,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矛盾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统筹兼顾。比如,医疗改革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照顾了医院的积极性,结果损害了患者的利益,患者的负担加重了。教育改革也是这样,照顾了学校的积极性,相对来讲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房地产也是如此,把房地产作为一个产业发展起来了,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住房的负担加重了。这里面有一个统筹兼顾的问题,怎么样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点,找到各种利益的协调点是关键。都是人民群众,大家的利益都要尊重,都要维护,但这些利益是有冲突的,执政党要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点,协调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和稀泥。
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协调和秩序维护问题,这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过去,我们党就领导一个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剩下一个知识分子还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农民的改造,整个社会很简单,就是一元化的领导。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党正在努力使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社会。
五是党的建设。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地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面讲两大飞跃,第一个飞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革命成功了,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个飞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个飞跃跟党的转型密切相关,第一个飞跃时,党是一个革命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第二个飞跃时,党是一个执政党,领导人民搞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革命党和作为一个执政党,是不一样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至少有三点不同。
一是不能再特别强调阶级立场。现在要讲执政为民,这就是说,执政党要代表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有产者、无产者、公有经济、私有经济的利益都要代表。不能像革命年代,只代表革命者的利益,反革命者的利益就不代表。作为一个革命党,首先要分清敌人和朋友,党是领导核心,党领导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下面是工农联盟,再下面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说到底还是敌我之分。现在执政党如果再搞敌我之分,就等于把自己的执政基础削掉了,不能人为地把13亿人分成敌人和朋友。建设和谐社会,执政党不能轻易给自己树对立面,而是要尽可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二是现在要突出对执政能力的要求。过去革命党最主要是打仗,毛主席在战略战术上是非常成功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现在强调怎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怎样完成现代化的建设任务。老百姓很关心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一次党代会都会对人民做出许诺,比如十七大报告就是一个民生的盛宴,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听着当然很好听,但也是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如果过了5年,开十八大的时候,民生没有明显的改善,老百姓反映最强烈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比如医疗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没有重大的突破,那老百姓就要提意见了。作为执政党来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有没有能力解决老百姓提出的问题,不断提高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而且执政党的能力建设还包含一条,就是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过去主要的问题是军事上的安全,现在敌对势力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地就能对我国发动军事入侵,但仍有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举动,采取很多方式使我们处于不安全状态,干扰我国的发展。比如,在政治上搞“颜色革命”,在经济上搞金融危机,在文化上搞侵蚀等。
执政党能不能有效地预见到未来的发展风险,把握住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效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30年来,大家看到我们党基本上做得不错,比如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对汶川大地震的处理,这些都说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经受住了考验。
三是执政党制度建设。作为一个执政党,它的组织、制度和革命党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革命党,它的首要目的是保证战争的胜利,但现在作为一个执政党,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入党,在党内也有发言权了,可以在党制定政策的时候发挥自己一定的影响力。这样情况下,党内各种各样利益群体的声音怎么协调?党内民主怎么搞?怎样保证党的决策合理性?怎样保证党的廉洁奉公?这些都是党建专家们特别关心的问题,这些年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总体上讲,我认为这30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而是一种性质上的变化,这种质变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开始真正塑造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可以这样说,过去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摆脱旧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它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再后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所以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是摆脱过去,后来改革开放也是摆脱过去。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起点,真正放下了过去的历史包袱和负担,开始一点一滴的从基础做起,构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西方国家摆脱过去,比如说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工业革命,到最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建成,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再到现在,也就几十年的时间,这是很了不起的!
支撑改革开放30年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支撑我们取得成就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两个基础,一是理论建设,二是制度建设。
第一,理论建设。
就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实际、更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认识,所以有了这样一套理论。从一开始讲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到后来探讨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一直到后来中国要不要搞股份制等,这一系列理论建设的核心就是解决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主要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思想路线上、认识方法上的理论建设。现在叫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就是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就是要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路线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同,也得到了老百姓、全社会的认同。
第二个层次,是具体改革开放路线方针上的理论建设。比如说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的理论、民主法制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都有很多崭新的成果。
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理论和知识建设。比如说管理知识、对外开放的一些理论知识、WTO的理论知识,发展产业的理论知识等。我们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比如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里面很多的理论知识从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那里也找不到,这样一套理论知识要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中国农民有什么特点?现在中国农村有什么特点?现在中国农业发展具体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然后制定措施,再上升到政策,再上升到理论。我认为从经济学上来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贡献是非常大的。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就讲,如果哪个人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清楚了,他就可以得10次诺贝尔奖。
2006年,北京市政府请了21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有七个是诺贝尔奖得主,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一个高层论坛,讲经济发展。这些经济学家无一例外的都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句说他们对中国的事情没有发言权,当然这是人家谦虚。通过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确实是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我们把它上升到理论,然后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因此,改革开放30年来的理论建设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每一次理论上的争论,当然有正方有反方,但是对经济发展、对社会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每一次这样的争论、讨论,最终都使得我们更加明确自己的方向、道路,对自己的问题和下一步的任务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比较突出的就是两个,一是经济体制,二是政治体制。我是经济学部的教授,所以这里我主要讲讲经济体制建设。
我认为最大的经济制度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下面,有一系列小的制度建设,股份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那股份制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股份制的意义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看。
从宏观上看,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股份制。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是自由流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都被政府牢牢控制住了,资源是不能随便流动的,由政府配给、调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资源都是在市场自由流动的,比如说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农村还有5000多万过剩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潜在的资源可以结合起来,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可以安排就业,给社会提供住房,增加国民收入,提高财政收入,活跃经济,使人发财致富。市场经济看着很复杂,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
于是投资者、土地所有者、原材料所有者组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利益集团,在这个利益结合体中,如何分配权利和责任呢?实践表明,界定权利和责任最好的方式就是股份制。不论投入的是钱是物还是人,把投入量化成股份,一股一权,你有10股,就承担10份责任,享受10份权利,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涌现出很多股份制企业、公司的原因。
我刚才讲过,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财产权利、财产收入。现代人和古代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现代人的财产权利是活的,古代人的财产权利是死的。 但现代人的财产权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呢?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有财产的人不一定会经营、会赚钱,会赚钱的人不一定有财产,因此就需要结合。那怎么结合呢?如果有财产的投资人的权利不能保护,他就不会投资,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广泛性和经营的专业性要结合。
我们要分析一个国家,就要看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靠什么过日子?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有钱了,他拿着这个钱怎么过日子?那就是搞投资。搞投资就要搞股份制,所以这就是一个财富循环,这个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就是股份制公司,只有股份公司才能把大家的钱吸收进来。股份公司搞好了,才能把大家的钱变成新的财富,给大家提供更高的收入。发达国家成功就在于,它有几家经营得很好的大公司。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些好的企业、公司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要想发展得很好是很难的。
从微观上看,就是说从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讲,公司制、股份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最主要的就是收入,一个人工作做得好,给他发奖金,那他就会想把工作做得更好。老百姓的利益源泉,无非就是两个,一是劳动收入,二是财产收入,所以要么是劳动报酬的激励,要么就是财产收入的激励。劳动报酬的激励可以通过薪酬体制来实现,比如说经营者把企业、公司经营得很好,就可以给他派股分红。财产收入的激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股份制,比如说职工入股之后,他就和这个企业、公司有利益关系了,这个企业经营得好不好就直接涉及到职工的利益了,连股连心,所以他就很愿意去监督这个企业、公司的财务,去考虑企业、公司的长远发展。
股份制是今后经济发展中一种主要的企业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是自由流动的,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10年、20年。所以对经济发展来讲,它要求的不是人治而是一种制度的治理,人可以换,技术可以变,怎么样给企业发展提供一个长久的制度保障呢?在政治建设上有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问题,在经济建设上也有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问题。这种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框架。
从企业内部的管理来看,股份制也是一套比较容易形成科学的企业内部管理的制度。
股份制的建立是一件事,运行又是另外一件事。建立之后要想让它很好地运行,还需要想很多的办法,需要有很多的制度建设,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完成股份制改制之后,怎样让股份制真正发挥好的作用。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特别强调进一步完善公司制。
总的来讲,股份制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股份制、公司制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符合现代经济发展需要、也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尤其是财产权利要求的一种比较合理的企业制度。股份制代表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制度形式。
改革开放30年来比较突出的成就,简单地说就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股份制。有这两个制度足够了,值得我们自豪了。市场经济解决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问题,股份制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机制问题。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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