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解读改革开放30年

对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

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讲过，我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实际上，中国这30年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就是改革开放。所以，我想从改革的角度、发展的角度、变化的角度来谈一谈这30年。

第一，从改革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

我认为这3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十四大召开。这一个阶段的标志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强调整个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然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来“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十四大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主要以“破”为主的阶段，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束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经济，却发现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体制不合理，所以就破除旧的体制，打破计划体制。比如，过去计划体制只允许国家发展工业，不允许农民搞工业，后来乡镇企业搞起来了。原来只允许集体种地，后来就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自己种地了。原来国有企业都是听国家的，后来有自主权了。计划体制打破之后，最终要搞成一个什么体制？经过几十年的探讨，最后明确，我们的改革最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四大之后，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立”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是十二大、十三大 、十四大，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了“破”的过程，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确立我们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开完了之后，十五大、十六大到十七大又是三次代表大会，十七大就宣布中国已经基本建立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经对整个社会的资源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完善这个市场体制。

所以，我认为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分成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两个阶段，在理论上发生了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个争论，实际上要解决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的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苏联模式，就是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不能有个体经济，不能有商品经济，不能有市场交换。要是小商小贩拿点东西到街上去卖，那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要批，就要斗。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到底我们国家怎么发展？当时有两个最突出的状况：第一，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第二，从整个社会来讲，出现了很严重的信仰危机。经济上过不下去，又人心惶惶，这个社会就很容易乱套。因此，这时候一定要明确我们国家到底该怎么走。首先得解决一个思想问题，所以就有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小平同志讲，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如果说不清楚的话，就要首先搞经济建设，让大家有饭吃，让大家有衣穿,这个总是清楚的吧。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么多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就得让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很明确地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先解决人们群众的温饱问题，先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小平同志就讲，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解放生产力，不要把人管得死死的，把人束缚得紧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计划经济逐渐松动，乡镇企业起来了，外资进来了，农民实行承包了。这期间有很多标志性的事件，比如，大家都知道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小岗村偷偷开始的，最后中央默许。为什么默许？实际上搞联产承包不符合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为什么要搞呢？只要农民有积极性，只要有饭吃，那就先让农民搞，所以就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1979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遍地开花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了三年，农村的面貌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到1982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承认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好的制度，是符合农民利益要求的，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实际的，要坚持下去，这个意义很大。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中央发现改革真有出路，农村穷了几百年、上千年了，农业粮食生产老是不过关，人民的温饱问题老是解决不了，农村承包责任制这么一个小小的改革，就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

联产承包解决了温饱之后，农民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开始想着致富。致富就不能靠一家一户了，农民就开始搞乡镇企业，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发展，这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逼着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也像毛主席领导人民打天下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这给理论界、给中央领导带来非常大的震撼，使他们看到了改革的出路，并最终下定决心改革。大家突然发现，联产承包使农民的生产多了起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多了，有了剩余，必然就会产生商品生产。

这样一来，在1991年就开始了第二场大讨论：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过去计划经济管得死死的，农民在地里种地，国有企业在厂里生产，现在计划经济被打破了，这些人都活跃起来了，从另一方面看就有点乱套了，显得整个国家没有秩序，所以就得有一套体制对这种混乱进行很好的管理。什么体制？肯定不是计划体制。这个世界上就两种经济体制，一种计划体制，一种市场体制。如果不是计划体制的话，只能搞市场体制。搞市场体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过去都认为市场体制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于是大家展开一场大讨论。

这场讨论非常激烈。当时上海有一个叫黄浦平的写作班子，他们认为，改革要继续深化，就要市场化改革。然后北京这边也请了人大、社科院的教授写文章，人大的教授讲得非常明确，中国可以搞商品经济，但不能搞市场经济，搞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要是搞了市场经济那就是资本主义。大家就觉得这很奇怪，我有一瓶水拿出去卖，这瓶水肯定成了商品，有人买这瓶水的话，商品买卖关系就出来了，买卖关系就是市场交换，市场交换就要有价格，对价格进行调节就是市场经济。怎么能搞商品经济不能搞市场经济？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所以，理论界的争论一直非常剧烈。最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在政治上做了一个结论。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它们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哪个手段好，我们就用哪个。小平南巡讲话后，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就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在中央党校有一个著名的“5·20”讲话。就是在那个讲话中，江泽民说，他思考了一下，中国的改革改到现在，局部的农民已经调动起来了，国有企业也调动起来了，但在总体上要有一个体制，什么体制呢？他想了半天，想了三个词：第一个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的；第二个叫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体制，这是第二个提法。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第三个提法。然后他说，关于这三个提法，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这里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比较好。当时乔石是中央党校的校长，坐在江泽民总书记旁边，他问乔石怎么看这个问题，乔石点点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内部讲话，最后这话一传出去，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世界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