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昆：社会公德与和谐（4）

三、公德缺失的后果

最起码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说，如果人人都不遵守社会公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简单地说，首先，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前一阵，北京有很多公园都免费了，不收门票了。这一免费就出问题，于是，就有很多人到公园里，躺在座椅上，一躺就是半天，有的把小推车推到公园里叫卖，还有的在公园里吵吵闹闹、坦胸露背，弄得公园像集市一样。有很多习惯到公园里溜早、散步的中老年朋友都说，免费以后，这个公园变得不像公园了，比过去拥挤，比过去脏了。有很多不太守规矩的或者不讲公德的人把这个空间弄得是乱七八糟。由此可见，不讲公德就会造成我们生活质量的下降。

第二，恶化人际关系，恶化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这么一个事，有两家住在大杂院里的，平时关系还不错，正好他们住对面，门对门，窗户对窗户。后来有一家夏天装空调了，空调散热器就放到两家之间的走道里。这个散热器平时要往外排热风，有一些噪音。对面那家就不干了，说这个是有问题的，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自己屋里是凉快了，把脏的热空气都喷到我们家窗户上了。不行，于是他就想方设法让对方把这个东西挪走，经常搞点小动作、小破坏什么的。那家人说你不是搞小破坏吗？人家法律意识还挺强，干脆买一个摄像头装在自己窗户里面了，看你还敢不敢动。你敢动我这儿都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就让派出所抓你。好好的两家人因为这些事情造成了一些矛盾，弄得关系非常紧张。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遵守公德，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也好，其它各方面也好，效率会被降低。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中国，有不少人不习惯排队，或者一看着排队就会寻摸找一些熟人加在那儿。这种问题很普遍。更延伸一点，在马路上，中国的司机开车，心特别急，经常会变线窜到另外一道，抢在另外一个车队的前头，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加塞。这种现象特别普遍，但是在欧洲，像英国、德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事情很少。曾经有一个记者到德国采访世界杯，他租了一辆吉普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德国的路况也好，他车技也不错，开起来飞快。飞快还不算，他开车有点像塞车抢道一样，在高速公路上窜来窜去。结果呢，当他超过了德国的一辆汽车之后，就发现那个汽车一直跟着他，一直追他，他说，好小子，你跟我较上劲了，咱们两个比比。一路猛开，一直开到他住的酒店，那个车也跟着他到酒店了。他刚下车，那个车也下来一个德国人，就跟他讲道理。讲什么道理？说我好好地开车，你为什么要窜到我的前面来？他说，这很自然，你开得慢，我开得快，我就到你前面了。他没有想到，超车这个事情在国外是违背社会公德的。大家认为在高速公路上车速已经不慢了，你一定要插到别人前面去，这是一种比较自私的行为，也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驾驶方式。德国的司机说在德国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如果你不道歉的话，那么，我请你到派出所去。于是，这位记者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在德国是这样的，给你造成了不方便，我向你道歉。

这事算过去了。但是，给他的印象非常深，没想到德国人这么较真。德国人、英国人都不爱超车，按道理公路上的车速应该是很慢的了，实际上，据我们的观察恰恰不是这样。德国和英国公路上的车速我们看到是快的。这是什么道理呢？他们不超车，都老老实实在那儿开，都是排着队一辆接着一辆走，怎么车速还快呢？实际上这有一个整体效率的问题，有的时候也许你一个人说我没有超车，可能会慢一秒钟、两秒钟，但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遵守秩序的时候，整个的秩序是井然的，整个交通的流量是大的、是快的，整个社会的效率是高的。这就像北京市交通局经常宣传的，我们开车的朋友不要变线变来变去，其实你快不了几秒，你好像是超了车，实际上真正一路下来，你计算时间发现，可能还不一定快。

那么，大家都不遵守公共道德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问题，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凝聚力造成很大的破坏。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一个人人都不守规矩、人人都不讲公德的社会，或者一个群体里，是很难让里面的一分子对所生活的群体或者生活的社会心怀一种正面的情感。我们曾经接触一些港澳同胞，包括一些海外的华人，这些人一旦遇到了咱们大陆同胞，眉头就皱起来了，就躲得远远的。甚至，有的人还主动向老外表白，说我跟他们不是一块的。其实啊，这些人的行为，我们要分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们这种行为我个人认为是很没有意思的，恰恰反映出他们内心很小、很狭隘。自己兜里有了俩钱，比大陆的同胞早几年在世界上见见世面，于是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不是一类人了，甚至不是一个种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在一个群体当中，有很多人都不讲社会公德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引起这个群体的一分子不认同这个团体。我们的一些同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跟这个问题也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不守社会公德造成的恶劣影响，包括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等。有这么多的问题，导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人人都不守社会公德的话，这个社会就维持不下去，很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人人想要离开它的社会。

那么，这些问题，在过去，我们中国人很少去想。在传统社会当中，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公共空间，没有公共的生活，也就谈不上公共的精神。那时候大家都一样，都是臣民，都是奴才。所以，就想不到这样的问题，不会思考自己的这些行为对其他的人、对公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呢，恰恰是西方的一些伦理学家、一些思想家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在思考的，一直探讨的。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忽视社会公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来看，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从来没有想到说用理性去想这样的问题。

我记得余秋雨先生曾经在他的《千年一叹》当中讲到这么一件事。他到德国去旅行，跟他在一起有一位德国的学者。他们有一次过人行横道，正好是红灯，结果余秋雨一看旁边都没有车，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过去了？但是那位德国的同行坚决不过去。当然，入乡随俗，余教授也就没有过去。事后，他就跟这个教授探讨这个事，他说也没有车，也没有危险，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过去呢？这个教授就说这个事情是一个社会的公德，我们要遵守这个社会公德。余秋雨说，只有我们两个人，又不影响到别人，也没有别的车，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呢？怎么就影响到社会公德了呢？后来这个德国的学者给他讲了这么一番道理，说据统计，闯红灯出交通事故的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其实主要是针对孩子们来设立的这样一种规范。他说，成年人过马路，闯红灯在很大的机率上是撞不死的，是安全的。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在里面，闯红灯出事的绝大部分是孩子，而孩子的行为又是模仿大人的，所以，在这里大人要给孩子做出一个榜样，不能去闯红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闯红灯，一次又一次非常安全，是告诉这些孩子们，这么做是可以的，这么做是安全的，实际上这么做恰恰是害了一些孩子。余秋雨就讲了，这个是私人空间，只有我们两个人，旁边也没有小孩啊。人家教授就说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看到周围有未成年人，但是你怎么能保证在不远的一个楼房的窗户里，就没有一双幼稚的眼睛正好看到了这个景象呢？正好看到两个成年人大摇大摆地闯了红灯，而且安然无恙。于是这一幕就印到了幼小的心灵当中，他以后也会这么做。余秋雨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对闯红灯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德国人都要经过一番思考。实际上经过一番思考，于是他才会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遵守这样的一种社会公德。这样的一种思考，在中国过去没有过。

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实际上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缺理性的精神！我们现在都讲，中国现在正在搞现代化建设，要实现现代化。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进入到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一个比较根本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理性。就是我们要过一种理性的生活，我们要过一种合理的生活。这种合理包括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的掌握。同样，这种理性也包括我们对行为方式的一种思考。我们的行为应该是合理的。这种理性在西方是非常有传统的。两千年前，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就已经用理性来看待世界，来追求世界的本质。这有一个最起码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客观和主观要分开，理性和情感要分开。当然，在很早的时候，西方一些哲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也得出一些结论，也主张在伦理上要家庭和睦，父慈子孝，人人相互之间要互爱。这和中国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得出结论的过程，西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在很多西方先哲的著作当中，都会看出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经过理性的推导得出的。比如说，柏拉图在他的著作当中就研究了真善美的问题，他经过推理得出如果你热爱善、热爱美，那么你也应该热爱真，热爱智慧，是有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

由此可见，社会公德的确立在西方经过理性思考的过程。他们的理性有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我们讲的，科学技术发明了，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那么，理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思考人怎么样能够合理地来生活，怎么样过一种合乎理性的生活，对自己是最好的。这样一种价值理性最后衍生出了种种道德、伦理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