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涵养学术,讲求的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因为,学术不是神乎其技的魔术,而是老老实实的科学,需要有扎实的学业基础、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的学术训练、严谨的治学规范。
就当代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言,尽管客观上可以找到许多理由,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也流弊多多,但学人的主观努力不够应是主要原因。笔者仅读书学习、个案研究等有关治学功夫的问题絮谈一二。
读书涵养的功夫
读书是涵养学术的不二法门。过去称治学者就是读书人,历代学者对读书都有许多心得论述。出自名家学者的读书笔记、随笔、札记、书评等,都是学术份量极重的作品。这类读书、品书、评书之作,相对举重若轻的专著来说,是举轻若重的散著。但正是因为它的弹着点分布散落,各处寻花问柳,更可以看得作者治学过程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史识卓见、读书心得、思想脉络。在传世的学术经典著作中,不乏这类的佳作。如清末明初大学者顾炎武积30多年读书心得的《日知录》、大学者王夫之谈古论今的《读通鉴论》、清代学者赵翼的读书札记《廿二史札记》等,都是此类的代表作。当代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共党史学家、理论家龚育之先生晚年写的《党史札记》,鞭辟入里,有文有质,情理并茂。笔者推为龚先生一生治学的巅峰作品,与一些学界同仁交流,大家都深有同感。可以说,读书随笔、札记、书评一类,虽属是学术的小品,却能洞见学问的大识。学者的学养功夫如何,大可以从中一窥究竟。当前学界鱼龙混杂,没有做过札记、书评方面的读书功夫,实不足以为学。当代史领域的稗官野史多如牛毛,读者不辨,往往以假乱真。所以特别需要有质量的学术性书评,慧眼识珠,评议长短,建立同行评议的学术标准。这类书评的学术价值重大,非稗贩类书评和一般论文可比,没有深厚的学养功夫是评说不到位的。
个案研究的功夫
编撰历史,学问甚大。历史涉及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内容,繁简之用,取舍之间,足见史家功夫。本应是在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但在当代史领域中,受宏大叙事的教科书体系影响较深,概念化色彩较重,容易失之于空洞无味。尽管可以把题目变动一下,如把党史变为国史,或变为执政史等等,无非新瓶旧酒,实际内容并无变化。要从教科书体系中解脱出来,非得从个案的实证研究开始不可。西谚说:“魔鬼在细节中”。在对历史个案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掘极为丰富的历史日常细节,体味到历史人物鲜活的思想、生活、情感,认识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复杂性。研究者会从中获得真实的历史感,不会贸然做出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判断。而做历史个案的实证研究,来不得宏大叙事的挪移拼接功夫,必须要从第一手原始材料出发,需要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和综合性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都聚焦在一个点上,在微观上锱铢必较,宏观上剖毫析厘,于一团乱麻的社会现象中清理出一条历史的逻辑,从一滴水中看到汪洋,从个别提炼出一般,从局部窥见全部,从而复原出历史的全息景象,这绝非易事,治史的难度和功力也就在这里。可以说,没有做过个案的实证研究,不能称为治史者。经过微观层面的历史研究,对宏观层面的历史脉络的把握也就能有分寸感,不会轻率地落入宏大叙事的历史黑洞之中。
小题目能做大文章
历史研究不在题目大小,小题目反而能做大文章。一个事情搞清楚了,就填补了一个研究空白,具有学术积累的价值。笔者在做贵州解放初征粮与匪乱的研究时,曾在图书馆遇到一位已退休多年的老教授,原本是搞经济的,他为给祖上写传,也在看贵州历史的材料。攀谈中,老先生很有些感慨地说:“我们搞了一辈子理论研究,当年也写了不少东西。到头来一看,落不下来多少有留存价值的。倒还不如你们搞历史的,搞清楚一件事情,就在学界留下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这是过来人的人生经验之谈。倒是现在学界的一些人物,有的喋喋不休地去争中央文件的某个提法是他的发明权,有的连篇累牍地提出宏大的改革蓝图以中央策士自居,实际上都偏离了学术的本位,在虚张声势的泡沫过去后,还是一纸空白。所以,学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做点实在学问,哪怕只搞清楚一两个问题,有推进学术的尺寸之功,也算是有点贡献,不枉称是治学之人。
当然,对当代史治史的学术要求而言,到处充满了意识形态概念化的语言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了进去。如何使用清晰的、客观的、准确的学术语言治史,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对“左”和“右”的政治概念,其他学科或可在一般政治意义上大而化之地使用。但历史撰述,必须要说明白它们具体所指的人和事是什么?使用“左”“右”概念的特定语境是什么?不能是简单笼统地照搬过来。治当代史的学养要求,也可由此见得一斑。
上述所言,说来都是治学治史的一般性常识。但目前学人浮躁气盛,常识也得常说,所以是絮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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