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传统文化(2)

核心提示:传统文化是能看得见的那些历史遗存物。文化传统是看不见的,是文化背后的精神链接,它包括文化典范背后的精神、规则、信仰、价值、秩序,在这些因素中,如果没有信仰因素参与,传统都不能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作为文化的一种资源,对现代化不起主要作用,而是起补充作用。国学就是六艺之学,现在没几个人能称为国学大师。

什么是国学

究竟什么是国学,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考究的问题,全世界到现在看法并没有一致起来。首先明确一点,“国学”这两个字中国古代常常出现,在《礼记》里就有,到宋代这个概念也还常出现。比如江西的白鹿洞在宋代开始建立书院,而在这个书院正式建立之前,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叫庐山国学。古代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国学实际上是指晚清以后与西学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名词。

关于这个概念的产生时间,有人认为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出国学这个概念。在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的最后一节讲到小学课程设置的时候,他也用到了国学这个词。我们判断,这个国学不是宋代那个国学,也不是《礼记》里面的国学,而是指在西潮冲击下,跟西方相比较的中国学问,它的内涵就是指中国学问。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旧学、中学与国学概念相同。

1922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办国学门,1925年清华办国学研究院。1923年《国学季刊》出版,《国学季刊》的发刊词是胡适写的,胡先生在这个发刊词里面讲,自从章太炎先生写了《国故论衡》一书,其中使用了“国故”这个词,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过去我们模模糊糊觉得国学就是中国的旧学,就是中学,就是跟西方学不同的那个学,胡适第一次把它明确化,国故就是中国过去的制度、人物、语言、风俗,研究国故的就是国故学,大家觉得胡适的这个定义还不错。

到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学术界不约而同地用另外一个概念解释国学,他们认为国学是中国故有的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等。这实际上讲的是学术史的那一套。到现代为止,学术界大多数人还在使用这个概念。

最早质疑国学是国故学这个概念的是马一浮先生。马先生是20世纪了不起的学者,他的学问好的不得了,据说他是中国唯一读了四库全书的人。有一年绍兴县试,后来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当时都在那儿应试,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两个人考了第几名呢?一个第九,一个第十一,而马一浮考了第一。我国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竺可桢到浙江大学当校长之后,立刻去拜访他,请他到浙江大学任教,可就在这时日本打来了,浙江大学需要从浙江杭州迁到江西泰和,竺可桢派车把马一浮接过去,他就在浙江大学开讲座,这是1938年的10月,这个讲座的名称就叫国学讲座。

马一浮认为,国学这个概念是因西学而来,从学理上讲不牢靠,而现在的人以为国学就是中国故有的学术,这样的说法太泛,国学到底是儒学、佛学、道教中的哪一种学呢?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概念的话,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叫六经,由于乐没有传下来,又叫五经。六艺或者叫六经是中国学术最早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典范,这六经真正是中国自己的,更重要的是六经中的一些义礼、规范可以代表某种文化的永恒性。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六经是立国和做人的根本准则,比如我刚才讲的“敬”。马一浮认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说。可是六经文本不太好读,要没有那么多注释的话,文本也很简单,马一浮主张如果觉得六经麻烦的话,可以读六经的入门书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论语》和《孟子》,这两本书所讲述的基本含义就是六经的基本意义。

很多大思想家都研究六经,都充分解释孔孟,而都归结于六经,又把六经归结为《易经》。有人把国学归结为儒家思想就错了,用马一浮的原话来说就是,六经统四部,就是四部之学都可以在六经里找到源头。他还讲,六经统一切学术。我还告诉大家,马一浮讲,西方学术也能由六经来统领。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观点可能会笑了,我看竺可桢日记里有记载,马一浮讲自己这个观点的时候他就坐在下面,他同意马一浮的这个看法。马一浮先生对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提出质疑,提出国学是六艺之学,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一再阐述。

我之所以认同马一浮这个理念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不使国学扩大化、泛化,不使国学过热,国学过热也没有好处。传统文化热就热了,但国学热起来不得了,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成立国学研究机构,但真正的学问绝不能太热。

我主张我国的中小学以及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这一科,而这一科的内容就是传授六艺之学。六艺之学太难,主要先讲《论语》和《孟子》,一个礼拜一次,每次读一个小时就可以,这样一点不影响现代知识的吸收。可是在几百年之后,六经、六艺就会变成中国的文化符号、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如果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它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最基本的原点训练之一,六艺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立国的根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诚敬,国能立足吗?我这些年提倡在文体上有时候用一些文言文,使中国人的人性庄严起来,这样做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信仰层面比较弱。孔子说,在祭祀的时候假定神就在这里,那么你就更加尊敬它,但这个说法不是信仰,因为如果是信仰的话不能假设。可是我们的孔子最早就对信仰做了一个假设,他对鬼神的态度一直比较马虎,因此大家会觉得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在信仰这个问题上不是那么坚牢。

中国古代文化里有拜天祭祖的大仪式,但这个祭天的仪式不是信仰,也不是宗教意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是为我所用的,如果坏人受到了惩罚,就高兴地说老天爷真长眼睛,如果看到一个坏人活得比我们还好,就说老天爷瞎了眼睛,这都不是信仰。中国人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是有一点点折扣的。可是,六经的一些基本内涵能告诉你基本的信仰,这个不可动摇的方面就是“敬”。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意马一浮的话,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经是中国文化最早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原点;如果六艺应该进入我们的学校教育,那么国学就不用热了,学生们在学校慢慢学就是了。国学不能代替现在的学术分科。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哲学史研究得多好啊,去搞笼统的国学都研究什么?所以我不赞成国学太热,但国学又非常重要,重要在国学是学问的一个根底。

国学从概念上来讲,是六艺之学,从学术修养上来讲,主要是经学和小学。为什么很多人看不懂经学?因为缺少小学的根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小学是我国的传统之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就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就是字你得认识,音韵学就是你读得还得对,训诂学就是你得能解释字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发展,古汉语也在不断的发展。就《尚书》而言,国学大师王国维也不能完全看懂,这就是因为语言在不断的变化,而写成文本的经典使用的是古代语言,跟后来的语言不一样了。所以中国古书,不解决文字问题是读不懂的,而如果字义都不懂,又如何能讲义理?经学如果没有小学,考据做不了,义理也做不了,所以说小学是经学的基础。

百年来特别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每个做学问的人包括我在内,最缺乏的就是小学,只是勉强认字而已。音韵学能真懂吗?训诂学大多数人也都能解释一点,可是要达到训诂学要求的解释我们都做不到。因此,现在没几个人能被称为国学大师,很多知名的教授都不敢讲他是研究国学的。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邓广铭先生我很熟悉,他是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曾深受胡适、陈寅恪等人的赞扬,陈寅恪还为其《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但如果你碰到他问他最近在研究什么,他绝对不会说我研究宋史,他不敢这么说。还有一个人我必须说一句,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他虽然没有著作,但谁都承认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他弟子中学问最好的就是黄侃,当然现在他的一些日记、笔记都印出来了,但是真没著作。

在今天,传统文化内涵特别丰富,传统文化热有它的好处,但由于国学与经学、小学的关系,国学热就要审慎地分析,国学更需要扎扎实实地念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先生,他的学问不得了,主要是研究道教,他是把道教典籍从头到尾读过三遍的人,笔记有20多摞。钱钟书称赞他高文博学、海外宗师。我和他通过70多封信,我曾在一封信中赞他学问好,他在回信中说,其实我也谈不上什么,跟老辈都不能比,可是我看书就把一部书看完,还有很多书我读了不止一遍,我不讲我不懂的。其实做学问就这么简单,看一本书就把它看完。可是咱们细想,有多少看书的人不肯耐心地看完,翻两页就跳过去了。现在做学问的人往往就找他需要的那个材料,找到以后其他地方就不看了。还有,很多常见的书得多读几遍,讲话要讲自己懂的,不懂的话不要讲。可是,现在经常能听到一些人讲大家听不懂、他自己也不一定懂的话。

(报告人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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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婧雅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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