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哲学学习热潮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决策后，中国共产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哲学的高潮，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党的理论建设。其经验，在今天仍颇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勤奋钻研哲学问题

　　毛泽东把哲学视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确进行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并感觉自己对此掌握得不够，因此在长征到陕北后大力“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而以哲学为主”。他对哲学的研究，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亲历其境的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中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1938年春，潘梓年出版了一本哲学著作《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对之感觉“颇为新鲜”，于是只用3天时间，就读完了该书。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从猿到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阅读了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学著作，如塔乐海玛的《现代世界观》、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和《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并对所阅读的哲学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与此同时，他花费很大的精力研究哲学问题。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集他俩和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十余人，召开哲学座谈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且非常认真地探讨有关问题，如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中的“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提出异议，致信说：“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对于陈伯达撰写的《墨子哲学思想》，毛泽东写信告诉他说：“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并两次详列了他的七点意见和三点补充意见，致信张闻天“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