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抓住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2）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关键词解读

第一个关键词：战略机遇期。

《公报》体现了全局判断，用了一些具体字眼，从全局角度强调了当前我们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公报》里出现了两个重要表述，一是战略机遇期，二是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在战略机遇方面，我们要特别重视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从小平同志那个时期开始，中央就反复强调战略机遇期，决不可再错失机遇。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发展势头非常好，但后来有一个时期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偏差，直到十年浩劫，丧失了重要机遇。改革开放30多年后，要抓住机遇的思想越来被实践证明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

现在强调战略机遇期的意义何在？

一是中国经济表现出高成长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年均GDP增长9.8%，这样的增长速度被美国的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称为“中国奇迹”，他说“以我全部的经济学知识，我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段之内，实现如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高成长性分析起来有很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弥合二元经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现在它的弥合过程还刚刚走出不到一半，因为代表性指标城市化率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现在官方数字是46.6%，差不多一年上升一个点。我们的城市化率还会继续提升到70%到80%，那时增长速度可能会慢慢降下来，但相对比重还会继续往上走，这个趋势在经济判断上很有代表性。我注意到斯诺在上世纪60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提到，当时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是5%以下。毛主席听了表示难以置信。因为当时中国的说法是十亿人中有九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张张，很难想象美国全社会人口中不到1/20的人从事农业就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吃饭问题。但美国确实是这样，它的城市化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很高，不到5%的人从事大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不仅能解决全社会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有剩余的农产品可以出口。它的农业政策还鼓励农场主休耕、轮作，耕地种一年休息一年，减少耕地生产过程的压力。改革开放后，我们越来越能理解美国的那种生产情况。

二是WTO框架锁定全面开放格局对中国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一不能仿照之前崛起国家走发动战争去掠夺别国的道路，二不能靠这些国家大规模异地转移发展中的压力，我们靠的是经济手段为主，通过WTO框架给我们提供的全世界交易舞台，形成一个大循环。我们有城市化激发出来的需求，通过我们的一些中国制造产品、劳务和资本输出，去换取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享别人的资源和可流动性。这个大的经济循环是我们在战略机遇期可以看出来的，WTO是跟我们的高成长性配套的一个全世界都认可的框架。回过头来看，我们高层决策在这方面看得是比较准的。那个时候觉得差不多了，下决心哪怕美国人提出来条件很苛刻了，但是讨价还价可接受他的一部分条件加入世贸。

一旦加入WTO，中国的某些行业要遭受严重的冲击。第一是农业。国外的廉价农产品涌入中国，抢夺我们的市场，最典型的是大豆，现在我国80%以上市场份额被转基因大豆占领，但是总体而言，没有出现中国农业不行的局面。第二是当初曾以为中国汽车制造业全军覆灭，别再考虑自己汽车业再往上发展。可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有了这个压力，我们原来汽车业方面的一些机制被激活了，出现了汽车制造行业生龙活虎的发展局面。但是它带来的前景是经过整合我们汽车制造厂家数量将逐渐减少，相对而言，有实力的、有自主品牌的厂家会做大。现在整个汽车行业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它的繁荣程度是难以抹杀的，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的汽车产销大国。

三是我国在国际论坛上的话语权、影响力在提升。

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国仍然像上一次应对亚洲危机一样是表现最好的国度。现在世界上开会，认为中国不参与这个会就没有意思。原来有一个七国集团，虽然现在架子还在，但是影响力大大减少了。在七国集团框架中发展出一个G20，现在G20是世界方面最有影响力一个峰会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顺应我们承诺更多会费，提升我们的表决权。虽然总的份额上仍然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但是我们排第三位。这样有人说中国在提升自己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地位。

第二个关键词：风险挑战。

与战略机遇期相对应的是风险挑战。中央早就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特征是黄金发展期伴随着矛盾凸显期。现在，中国是一系列矛盾在凸显。

从生产力角度看，资源制约、环境制约越来越有实际制约的力量。我们过去说中国地大物博，后来认为这样说不对。毛主席说是汉族地区实际上人多物不博，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主要是指资源。那里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有很当多的矿物质等自然资源。现在种种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原油，现在一半以上的需要进口。这种资源制约，我们能举一串出来。但是我们也有一些资源可以反过来跟人家要价格，比如稀土。稀土并不是中国独有，但是中国所占的比重相对高一些。我们现在稍微一收紧，外国就嗷嗷叫。可以说，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资源项目，但我们确实不是资源大国。与此伴随的还有环境制约。中国原油少，主要靠烧煤。虽然煤的储藏量相当可观，但是燃煤造成了空气污染、环境污染和其他很多事情。我们粗放式的发展带来了种种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现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非常严重，矛盾丛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公检法没有秉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公信力了。各个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指标好看，不惜工本，派人到处截访。另外，现在公民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烈。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不满，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讲良心话，老百姓的生活都提高了，但在提高过程中的差距扩大了，一些不公正的因素放大了。跟公民意识的上升对应的是落后的治理、公权的扭曲，公权虽在，但扭曲非常严重。

再往外看，我们外部国际性竞争不可避免。现在讲的是全球共赢，很难设想现在有哪个国家包括美国的领导层会轻易考虑再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有种种制约和威慑的力量。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实力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内部矛盾凸显和外部紧张因素在累加，很多举动，动不动牵到贸易摩擦，扯到汇率。贸易摩擦加剧，汇率上施压，这种情况不断。

美国人前一段时间一再施压，说中国操纵汇率，汇率低估。从逻辑上说，货币和它运行中形成的汇率必然被政府权力操纵，问题的实质是谁更有实力来操纵？美国人现在手上拿着美元货币霸权，最有实力操纵汇率了，实际上美国一直在操纵，但是它偏偏在这方面指责中国。它的依据是中国的贸易形成了顺差，而美国是逆差。中国现在对发达国家主要是顺差，我们把大量制成品卖给他们，他们不肯把高科技卖给我们，就给票子。虽然票子是硬通货，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美国把美元稀释的风险。那我们怎么办？在汇率事情上，我们只能采取小平同志原来韬光隐晦战略里表现的隐忍态度：审时度势，要讨价还价，但是又不能把战略均势破坏掉。但我们也有一本账：我们的汇率市场化程度在机制上是不足的，必须提高汇率市场化机制建设，仍然是讨价还价，争而不破。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现在，在全球市场我们是低端，美国是高端；美国是最强的经济国家，手上有高科技，中国是新兴市场经济成长性最高的代表。只要这种战略均势不打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会使中国一步一步做大，几十年之后美国可能看到一个它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人民币一步一步周边化、区域化，最后国际化。那时中国就真的有操纵汇率的实力了。如果中美关系处理得好，中国发展的就好，美国也是很占便宜的。现在，中国2.6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实际的美元资产，中国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拥有国，有8千多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另外，我们必须要看到，现在中国持有的外汇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条件。贯彻“走出去”战略，我们在不声不响地对外扩展，开始在非洲、拉美等国家，甚至包括欧洲，收购企业、矿山，靠的就是手中的硬通货。虽然这些外汇储备有被美国人掺水的危险，但是我们手上毕竟有全世界谁都毫无疑义就接受的硬通货，克服掉其他一些障碍后，就可以买矿产、买资源，在WTO框架下，形成对应我国高成长性的供应。

外部威胁的紧张使我们发展中的矛盾凸显，敌意在上升。怎样消减敌意，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考虑。讨价还价要有从短期到长期的考虑，要消减矛盾，化解敌意，至少要占领民意上的道德高地。比如，中国应该高举贸易自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低碳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旗帜。应对气候变化，不管科学家说确定性如何不确定性如何，它对于可持续发展并无坏处，我们应该积极考虑，推进环境建设，发展可再生能源。在财税领域，“十二五”期间应该考虑建立碳税的框架。发展碳税，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和消费环节尽可能节能降耗。作为经济杠杆，碳税促使大家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更关心节能降耗，更加关心集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这是同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也是同人类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同理可得，汇率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应该把汇率市场机制的承诺明确表达出来，在实际行动中要争取缓慢走，因为人民币汇率的真正充分市场化是和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是人民币最后一定要走的重要转变点。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也有一定的好处，像堵防火墙。在金融危机中，像索罗斯这样的人在中国市场上兴风作浪，防火墙对他们有明显的障碍。但这堵墙不可能永远不拆，因为人民币要周边化、区域化，真正走向国际化，使之成为硬通货，变成谁都可接受的货币，资本项目下必须是可兑换的。

另外一点的矛盾凸显是既得利益在阻碍改革推进。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CNN记者采访的时候很有感慨地说了几句话，“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有点像朱镕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的，“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将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听起来很悲壮，这不是政治人物在作秀，他有很多的苦衷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在决策上，中国很多事情相当棘手，既得利益是明显的阻碍因素。我们设计讨论一些改革方案，包括现在大家热议的不动产保有环节应该有税收，确实困难重重。在执行上，教育部一位退下来的领导曾经说：“现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个话可能夸张一点，但是在有些事情上是大实话。政策在执行中扭曲的现象也大量发生，比如房改已经推行了这么多年，现在变相的通过公共权力集资建房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

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它们同战略机遇期结合起来，全面的看，不能只看好的方面，而忽视、不重视负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