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2）

“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增长矛盾

从目前来看，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大类，一类是总量失衡问题，另一类是结构失衡问题。

先看总量失衡问题。所谓总量就是指总需求和总供给。总需求是一个国家一年时间里的购买力，政府、居民、企业他们手里钱就是购买力。总供给就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者、生产单位在一年里能提供用于最终使用的产品，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以及各类服务的价值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要均衡和协调，买和卖之间要保持大体上均衡。如果说需求少了，供给多了，就是过多商品追逐不足的货币，经济学上叫做流动性不足。流动性是凯恩斯提出来的，是指财产变成货币的能力，财产变成货币能力越强，我们就说它的流动性越强。什么东西流动性是百分之百？就是货币本身，所以现在人们经常讲流动性过剩，流动性陷阱等等这些概念，实际上就是指货币。流动性不足的话，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需求不足，等于说企业销路不畅，东西不好卖，企业资金周转就发生困难，出现到期不能还债的情况，到期不能还债的企业一旦增加，就意味着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在增加，实际上它也意味着失业率上升。所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出现通常所说的通货紧缩，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物价上涨率如果是2%以下，一般就说他出现通缩了。通缩绝不是商家良心发现，实际上是卖不掉不得已降价，降价本身意味着市场萧条。要解决需求不足，就要想办法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把需求刺激起来，向流通中注入流动性。

还有一种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是需求大于供给，就是流动中票子太多了，然后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一个货币现象，实际上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是政府利用发钞权，向社会强行征收的税，这是坑害百姓的税。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今年国民经济生产一百个产品，印了一百张钞票，我要通过信用通道发下去，下面是三个人——政府、企业和居民。政府通过税收通道从一百块钱收了30块钱，企业通过市场通道从一百块钱赚了30块钱，老百姓通过打工从一百块钱挣了40块钱。假定货币只周转一次，一个商品单价是一块钱，现在政府收了30块钱，按道理可以买回30个东西，但是政府突然发现他如果买30个东西的话，人吃马喂根本就不够用了，不够用怎么办呢？那些钱已经给了老百姓，不能到人家口袋里面抢，政府就使用印钞权，再印一百，这次就不讲信用了，不是说谁劳动，谁提供产品我就给谁，而是直接就给了财政部，财政部直接预算列支。这样财政收入是30，而财政支出是130，这就有一百块钱赤字。可流通中产品还是一百个，追逐100个产品的货币是200，原来一块钱一个东西，现在两块钱一个了。老百姓原来挣了40块钱，按道理是可以买回40个东西，现在却只能买20个，这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政府利用发钞权，把老百姓已经拿到口袋里面的财富又抢回去。所以任何一个对老百姓负责的政府，都不能搞积极的通货膨胀政策。

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98年5月份以前。这个阶段是需求大于供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它不反应成涨价，价格是冻结的，所以表现为短缺，什么都要排队，这就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表现为物价上涨，而是变形的，表现为排队越来越长的恶性通货膨胀，只不过形式隐蔽而已。改革开放以后物价开始放开，慢慢的，经济失衡表现为物价上涨。1998年5月份之前，中国有三次大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4年底，因为那年秋天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过去体制改革在农村是全面开展，城市只是试点，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展开，城里人担心涨价，就开始抢购，这次抢购实质是百姓用手持现金和政府拼商业库存。第二次是1988年夏秋之际，北戴河会议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要进行价格改革，老百姓就又去抢购，抢了三个月，中央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才平息了下去。第三次是1994年，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接着是十四大召开，都是好的消息，然后全国开始大发展、大投资，需求迅速膨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很快就拉动了物价。

第二阶段，1998年5月份以后到2002年。1998年5月份以后中国开始另外一种失衡——需求不足。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物价基本上是负的，都在2%以下。在那段时间，工业消费品的三分之一产能是过剩的，然后全国大概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乡镇企业破产。城市那么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真实失业率大概已经达到14%以上了，7%失业率是警戒线，而我们成倍超出。造成当时困难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个是结构转型，另一个是市场化，过去为什么短缺，现在为什么过剩？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到1998年市场化搞了20年改革，很多商品市场化基本上完成了，所以很多过去不要钱的，现在变成要钱的了，面对这种转变，人们不一定会去购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过剩。1998年伴随着中国发展和改革进展，中国经济失衡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即通货膨胀。1997年，十五大定调是“九五”期间整个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紧缩保持不变，到2002年召开十六大，十六大讲“十五”期间宏观政策是扩大内需保持不变。

第三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在这一阶段，它既不是需求大于供给，也不是需求小于供给，而是出现了投资领域经济过热，消费领域经济过冷，也就是说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煤、电、油等上游投入品始终在高价位振荡，说明它的需求是过热的，消费领域里面大量消费品，特别是工业消费品过剩，大量积压。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麻烦了，既不敢像十五大那样在“九五”计划期间搞紧缩，也不敢像“十五”计划期间搞扩张。搞紧缩，有利于控制投资领域过热，但是恶化消费领域失衡；搞扩张，有利于解决消费领域里面的矛盾，但是激化投资领域失衡。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没有提到“十一五”期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紧缩还是扩张，实际上是回避总量选择，而是提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等于是在淡化总量政策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采取的是反方向的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在刺激需求，在扩张，增大财政支出，增大财政赤字，增大国债，货币在紧缩，在收紧银根。

第四阶段，08年下半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持续衰退，所以松紧搭配财政和货币政策就改为双扩张双松的政策。2007年经济增长13%，2008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10.6%，一下子掉了2.4%，第二季度出来数据更糟糕了，经济增长10.1%，第三季度掉到了9%，到了第四季度仅为6.8%，一直到2009年第一个季度的6.2%，连续15个月经济增长直线往下掉，这就引起我们很高的警觉。终于，2008年7月24日国务院开常务会议正式确认全面一揽子反危机措施出台。实施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加大货币投放。2008年第四季度追加贷款，整个2008年年末比年初新增4.9万亿，各个地方都花不出去钱了，给你钱让你花，没有项目的，就把好多“十一五”制定规划的时候淘汰的项目或者是放缓的项目，翻出来再报上去，否则就没有项目对接了。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差不多是2008年的一倍。今年1到6月份新增贷款4.6万亿，至少上半年这个政策和去年同期力度差不多，连着两年大量票子出去了。

需要指出的是，第四阶段的反萧条不同于1998年那一次，我们现在根本不怕通胀，已经前后治理过三次通胀，积累了经验。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四个车轮赛跑，从国民经济供给方面来看，是两个车轮赛跑——效率和成本。当前，我们面临着人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不断上涨的压力，如果是效率提高压过成本提高，那么，成本即使提高，也进入不了价格，不会使物价上升，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胀。如果效率提高跑不过成本提高，成本是推动型的。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跟需求拉动通货膨胀不同，如果物价上涨是需求拉动的，虽然有坏处，但它也有好处，需求活跃刺激了经济，企业开工充分，这也就使就业得到了保证，失业率降低了。

从国民经济需求方面来看，也是两个车轮赛跑。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那么多财政支出，那么多货币投放出去，这些钱进入流通当中之后，它是双面刃，它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可能刺激需求，活跃经济，繁荣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这是我们政策目标所在。还有一个作用是拉动物价，从多发货币到拉动物价普遍存在一个规律，我们称之为时滞，就是时间滞后性。欧美国家时间滞后性是6个月到18个月，中国大体上是7个月到24个月。这笔钱投放出去，一方面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引发通货膨胀，在它拉动通胀时滞期到来之前，如果能传导至实体经济当中去，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税收，增加群众居民收入提高，增加企业活跃程度，增加就业的话，那等到两年之后，它冲击物价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将敢于把政策调头，紧缩需求。紧缩需求可能要付出代价，有可能使失业率提高，但是经过前几年的有效发展，失业率很低，并不用担心紧缩带来的损失，经济能够承受的住。需要警惕的是另外一种局面，如果这些释放出来的流动性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跑到虚拟经济市场里面去了，要么在银行手里，要么冲股市，要么去冲楼市，我们现在进行打压，把泡沫挤出来，打压差不多了，它们冲撞也差不多了，出来就是洪水猛兽，到哪里去哪里就涨价。企业也没有因为这笔钱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效率，失业率仍然高，经济萧条的威胁因素依然存在，等过了时滞期，就形成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所以说中国现在的失衡和过去都不同了。

当代中国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大概是五个突出方面：

一是总需求当中结构性失衡。受外需影响太大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风险联系太紧密了。现在出口需求每增长10%，拉动GDP增长1%。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每一年出口增长平均26%，所以对经济增长是2.6%。经过20008年的金融危机，全世界2009年出现负增长，所以中国出口是负的17%左右，拉动经济增长是负1.7%。那么，负的1.7的绝对值和正的2.6加在一起的是4.3了，也就是说危机前后出口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4.3个百分点的上下起伏。这个起伏太大了，和大国经济不相称，大国经济应当是基本内向型的，不能受外边影响这么大。为什么那么依赖出口呢？说明我们内需不足。为什么内需不足呢？说明创新力不够，没有发现新产品，没有发现新的投资领域，其实咱们的钢铁、电能、煤炭的产能都过剩了，为什么还能在高价位振荡，就是出口支撑这个需求。

二是内需中过于依赖投资需求。现在世界经济增长10%的话，投资需求增长大概拉动3个点，消费需求增长大概拉动7个点，而中国是如果经济增长10%的话，7个点是投资需求拉动的，3个点是消费需求拉动的，和国际趋势刚好反过来。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社会，历史上发达国家走到这一段，也是投资需求比其他要快，但是没有像我们国家投资增长这么猛，时间这么长。改革开放30多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速13.5%，比世界高出一倍，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来没有低于24%的，这使得我们经济带有浓厚的投资驱动性。世界银行对中国和美国做了评估对比，认为两个国家都是内需不足，但是美国内需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私人资本是不听政府的，所以动员私人投资信心比较难，世行认为消费需求在美国实际上过旺了，美国人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反观中国，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认为中国比较容易刺激投资增长，因为金融资源88%在国家手里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基本上在国有企业。但是，这一轮扩大内需的实际做法美国和中国刚好搞反了，美国还在刺激消费，中国还在刺激投资，这样的结果是使原来就失衡的结构更加失衡。我们去年固定投资33%，而且刺激的都是“铁公鸡”，基础中的基础，这种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对就业带动弹性很小。

三是国民收入出现分配上的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宏观上就是大格局出了问题，国民收入分配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中间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多数据，其中有三个数据一定有，即反映企业活跃程度的GDP增长速度，反映政府收入增长速度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以及居民收入，历年中哪个增长最快？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差不多是GDP一倍了。从微观上看，居民收入内部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越来越高。基尼系数是指国民收入分配占比中20%的居民占多大。基尼系数如果是20%，这就是平均主义，但是，到40%就是警戒线了，等于说20%的人拿了40%的国民收入，那意味着剩下80%的人只去分60%，那肯定差距太大了。我们国家基尼系数是从1995年就过了0.4，进入新世纪，我们基本都在0.47到0.48这个水平，实际上说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更快地给了有钱人，越有钱的人，他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他的大部分钱用于投资，用于储蓄，用于购买保值品去了，而国民经济当中消费肯定是不足的，内需不足，增长动力就有问题。所以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了。

四是城乡差距太大。城市化率低不可怕，可怕是城乡差距太大了。城市化率低可以慢慢发展，城乡差距一旦大了，社会结构对立也就变大了。中国城市化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60%居民现在还是农村居民，大概有7亿人。200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一个农民纯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一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30%，换句话说就是3.3个农民才顶一个市民。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和城市家庭是不一样的，农村家庭是一个生产者，要投资，要买农具，要生产资料，而在消费能力上就比城里人差更远了，大概4.5个农民相当于一个市民。长此以往，对中国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长期依靠40%左右的城市居民收入在支撑着，60%左右的农村居民和国民经济增长不相匹配，在随着国民经济增长下来之后，消费动力、消费需求会越来越不足，进而出现一种结构性扭曲。因此，我们现在扩大内需的一揽子措施，很重要一点是刺激农村需求，送家电下乡，送汽车下乡，这说明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的是，问题的本质不是送什么东西下乡，而是要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