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十二五”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3）

五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服务业比重是40.3%，本来是想通过“十一五”规划平均每一年提高0.6%，累计下来提高三个点，达到43.3%。但是2008年的时候，不仅比重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到2008年的时候是40.1%。现代服务业低带来很多问题，一个是影响城市的质量，工业化决定城市的数量，服务业决定城市的质量，另一个是就业弹性低，因为农业是往外转移劳动力的，工业制造业越往工业化中后期，它带来就业机会越少。2003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朱之鑫（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来北大作报告，在报告中他表示80年代初GDP增长一个点，带来的就业机会是240多万个，90年代初GDP增长一个点，带来的就业机会是170多万个，2003年增长一个点带来就业机会不到90万个。这就充分说明制造业的资本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排斥劳动，带来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只有调整结构，大力发展各种服务业，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服务业解决的就业，从高级到低端是立体的，什么样都要有。

宏观经济政策须做哪些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总量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在2008年初的时候，温总理在两会中提出要“两防”，一防经济过热，二防通货膨胀。当时讲的是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化为全面过热，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性上涨。“两防”实际上就是防通胀，所以2008年春天我们采取的是紧缩性宏观政策，到了08年7月中下旬，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出来了，沿海地带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大量企业倒闭，各地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为负增长。中央做出“一保一控”的决定。首先是要保增长。保增长就要刺激需求，意味着年初的反通胀紧缩政策开始松动。可到了2008年年底，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快，在当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扩张，形成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物价问题从宏观目标当中消失了，一年的宏观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

现在的问题是总量方向要不要调整，要不要择机退出，这也是2009年二十国峰会讨论的核心问题。政府干预一定是有代价的，一方面是经济上低效率，政府行政性投资的效率肯定比市场竞争性立项效率低，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高腐败，只要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掌握更多审批权，商人肯定会找政府谈判，商人找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行贿。

第二，调整财政政策的重点。财政政策要不要从刺激需求作为重点转变为关注财政本身的风险。财政一样有风险，不要以为财政背后是国家信誉，其实它如同金融市场有危机一样，否则就没有冰岛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去年我们的财政赤字是9500亿，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从老百姓口袋里把钱抢回来，有多少财政赤字，就抢回去了多少钱。财政赤字有一个上线，按照现在一般市场经济经验，财政赤字上线不能超过GDP的3%，我们去年GDP33万多亿，最多也就只能赤字近一万亿，也就是说中国去年财政赤字实际上顶到3%的红线。今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可见也积极不到哪里去了。有人会因此有异议说，美国财政赤字是一万四千亿美元，占GDP的10%，但是，有几个美国国民有存款，美元存款主要在“金砖四国”。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债务风险。一直以来，我们说国债比例不大，但是中国有地方债，这些年好多地方政府搞融资平台，然后拿财政收入做担保抵押在银行，从银行贷款出来做市政投资。拿什么担保？预算内财政收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刚性的，都是年年要花的人头费，所以，只能是预算外的——土地专项。将来地能不能卖出去是有风险的，这就等于是风险杠杆化了。

第三，货币政策是不是要变宽松为紧缩。中国不缺钱，小企业没有订单了，它就停产，停产后不需要货币。大企业，主要是央企，不需要银行的钱，它有垄断地位，垄断利润丰厚，加上这几年国家注资的很厉害，再加上直接融资，所以它对银行的依赖度很低。银行金融参数的变化对央企不敏感，加息不加息对它们来说无所谓。因此，在中国货币市场上不是简单增加货币投放量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培育货币需求。让小企业在制度上能够公平运用融资市场，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解决它的担保和抵押问题，不要有制度歧视，让大企业能够提高创新能力。所以，中国货币政策势必采取一个紧缩性态势，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央行已经多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了。

第四，人民币汇率政策。人民币要不要升值，这是一个国际话题。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升值压力。首先来自于美国，美国去年它的财政赤字一万四千亿，贸易赤字是7000亿。贸易赤字有一个警戒线是不能超过GDP的4%，14万亿GDP的4%应当是不到6千亿了。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都超过了警戒线，失业率很高，说明它的内需不足，外需也疲软，因此，美国去年失业率为9.8%左右，超过警戒线7%。所以要采取办法扩大出口，扩大内需。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美元贬值。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长期处于赤字贸易，所以它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冲动。

对中国而言，美国的施加的压力并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矛头对准自己。美国发生贸易赤字主要不是和中国做生意，主要是和发达国家做生意发生的赤字，中美贸易赤字不到三百亿，在美国7000亿贸易赤字中只占几个百分点，中美贸易赤字的解决，不能根本地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与中国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反倒是更乐见人民币升值。这些发展中国家，像韩国，甚至包括新加坡，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中国。因为90年代朱镕基任央行行长的时候搞汇率并轨。当时官方汇率是一比五点几，市场汇率是一比八点二，我们一下子并到一比八，等于把人民币贬40%。这样出口扩大了，每年出口增长率是20%多。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的外汇储备是29亿美元，一直到90年代中期到了八百亿，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外汇储备越多，它占用的本币也越多，增大了流通中的货币供给，意味着通货膨胀加大了。后来朱镕基同志坚决说不多，继续扩大出口，保护出口，扶持出口创汇，很快就过了一千亿。就在这个时候，金融危机来了，当时韩国外汇储备23亿美元，远远低于它到期的外债，一举击穿，根本没有钱，只好用贬值刺激出口，以此作为偿还能力向美国借钱。当时，中国政府做了件让世界很敬佩的事情，对外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等于将市场让给了别人，赢得世界赞誉。韩国后来缓过劲来，认为他们那么富却陷入危机，中国那么穷却没有陷入危机，最后认为罪魁祸首就是中国，就是那次汇改。

这一次国际社会又是这个压力。2003年以后，美国经济不景气，做了很多工作让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盯住美元的制度，同美元共进退。结果美国人辛辛苦苦做了很多努力使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了，没有想到后面跟着一个人民币，等于人民币跟着贬值了。所以2003年以后，出口每年又是增长20%多，外汇储备大幅度提高，现在2万4千多亿的外汇储备搞的美国人很恼火。所以，美国人向中国人施压，很少提出升值要求，而是要求中国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不希望我们跟着他们走，但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是要我们升值。

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是国家货币政策一部分，货币政策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升不升值绝不是来自于国外的压力，而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如果国家反通胀是首要目标，不用别人施压，自己也会升值，因为要收紧银根。所以，2008年上半年我们加快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当时主要是反通胀。如果反萧条是目的，那么打死也不会升值，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现在不也是采取贸易保护，开机印美元，拿美国政府的钱资助企业，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趋势

中国经济有一个经验，热五年，冷五年，把这十年往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年份一对，就会发现中国经济有一个怪现象，逢八的年份就不行，逢二的年份就开始火。1978年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88年也不行，1989、1990、1991连续三年调整，接着1998年不行了，1999年、2000、2001年三年通缩，然后2008年连续15个月衰退。逢二就不一样了，1982年经济开始火，83年、84年开始通货膨胀，1992年南巡讲话后经济开始火，火到94、95年开始通货膨胀了。2002年开始火了，火到03年到07年连续两位数增长。所以，近期一两年火也火不到哪儿去，冷也不到哪儿去。这个不好说是理论，但是它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经验。这是从短期的趋势看。

从长期的发展趋势看，中国至少还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因为中国2020年才基本实现现代化，2030年我们才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到20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首先要成为全面小康社会，我们目前要把低水平不均衡小康水平提高，所以规划到2020年实现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小康从现在做起，“十二五”规划就为这个。一个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会掉下来的，当然这个增长速度不一定是直线，它可能波动，有几年快，有几年慢。

我做过一次测算，经济增长速度每一年只要不低于4.8%，到2020年翻两番就能够实现，人均GDP增长速度只要不低于5.7%，到2020年翻两番就能实现。像5.7%和4.8%这样的速度，在中国一点问题没有。就以目前育龄妇女千分之十三，按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生，每年生的娃娃一千万左右，保持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不变，除掉自然死亡人口之后，满足这一千万新生娃娃的需求，中国的GDP就能增长4个百分点。

当前这个阶段要保证翻两番，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不会有问题，只要政治稳定。而需要我们更加关心的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翻两番，这就是“十二五”规划强调的重点。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现在要把它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高来带动经济增长。效率提高靠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另一个是技术创新。西方人质疑中国，包括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他质疑中国发展，就是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克鲁格曼做了一个实证研究，数据来自1994年之前中国投入产出表，证明确实是主要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增长靠要素投入量的政治术语表达，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资源尽可能调动起来投向经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至少90年代中期靠这一条足够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这次五中全会没有讲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实际上仍然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但是现在要强调科学的发展，强调要素效率的提高。

最后，五中全会在“十二五”规划中给出了核心目标，明确了措施，明确了保障，关键是什么呢？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