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幸福感谁说了算（2）

　　两种幸福观误区

　　误区一：ＧＤＰ增加，幸福感增强。有钱可以办很多事，可以实现很多愿望，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地区ＧＤＰ是上去了，人们却不一定幸福。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成正比。

　　俗话说，幸福重心境。贝多芬说：“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因此追求幸福，不仅要重物质，而且要重精神；不仅要改变环境，美化环境，而且要改变心态，美化心境。

　　“富裕了不等于幸福啊！ＧＤＰ上去了，不等于老百姓生活就幸福了。”广西一市委书记表示，提高国民幸福感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保持一个生态优美、社会祥和的环境，要让老百姓真正生活得幸福。

　　误区二：民生工程等同于幸福工程。“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这是来自赵本山小品里的一段台词，代表了当下不少民众对于幸福感的认知。然而，幸福并不止于此。

　　民生就是国民生计，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衣食住行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最基本的民生事项。“然而，这些基础民生问题解决之后，民众还有社会安全、公平正义、价值关怀等更高需求。”吕玲丽表示，一些干部认为解决了民生问题就等于搞好了国民幸福工程，却忽略了其他因素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有层次之分、阶段之别

　　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人类幸福的源泉来自需求的满足。１９４３年，美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马斯洛提出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追求具有普遍性而且有层次之分，并将之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生理需要”是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等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丰衣足食就是停留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幸福感。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就会产生“安全需要”，如避免职业病及事故，摆脱失业威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人是社会动物，“社交需要”能够满足人们的归属需求，希望得到友爱等。“尊重需要”可分为内部尊重及外部尊重。前者指希望自己有实力，后者指对地位、威望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个人的最高需要，要求实现个人抱负，施展才能等。

　　“人类的幸福感来自对需求的满足感，受到客观社会条件的影响。”广西社科院研究员黄耀东表示，国民幸福感主要表现为一种主观感受，与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就业状况等物质因素密切相关，并以此为基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阶段性变化。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客观存在，各地在建设国民幸福工程时必须根据当地实际，有层次、有步骤地展开，不断满足人们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幸福感的高低如何衡量

　　中部曾有一城市把百姓“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当统计局将“幸福指数”公布时，８３．８１的高分却让不少当地官员和百姓认为自己“被幸福”了。不少网民惊呼：“在幸福中国的建设中，‘被幸福’可能是最大的不幸。”

　　那么，国民的幸福，谁说了算？幸福感的高低如何衡量？

　　演员范伟在出演《老大的幸福》之后得出结论：“幸福从来都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内心真实的感受。”

　　“民众的幸福感只能是民众自己说了算，官员、学者、媒体说了都不算。”黄耀东表示，量化的幸福感指数只是衡量幸福感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方法，不能完全代表民众的幸福感。

　　目前，衡量幸福感的指标较片面，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学者选用的指标不一样，心理学家偏重心理因素，社会学家偏重社会因素，经济学家偏重经济因素，由于选择标准不同，所以无法测试出准确的幸福感。

　　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奚恺元设计的幸福感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和谐程度等三类主要指标，人情味、交通状况、医疗条件、教育质量、自然环境、房屋价格、物价水平等，成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专家认为，度量幸福不应当是一些指标的简单堆积。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条件与基础不同，人们对幸福的诉求也会不同。幸福指标应结合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制订，最终由百姓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