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会两会精神，加快发展方式转变（2）

第三，新国情——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有条件上新台阶，但存在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经过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我们发展的基础空前雄厚。有人就怀疑中国在高速增长三十年后，还能不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温总理回应了这种怀疑，他指出中国依然能够高速成长，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的中期，而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渡过了这些阶段。未来五年我们还要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建设项目。这些问题体现在：

一、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跟不上人们需求；政治体制满足不了人们追求民主的诉求；社会治理方式不能适应人们追去自由个性的愿望；利益集团与民众争利不符合人们对改革发展的期待；“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

第一，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化。尽管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大农业投入，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差距扩大趋势没有得到遏制。尽管我们2010年有所缩小，但仍然在3.23：1，加上城里人享受的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产品，实际城乡收入差异在5：1到6：1之间。

第二，需求结构矛盾，消费贡献率下降。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多年里发展很快，但基本上是靠投资驱动。一个国民的收入，一半是积累，一半是消费，由于积累投资过大，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因此，消费不足导致中国发展持续动力不足的矛盾和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矛盾成为我们当前在经济领域的突出矛盾。我国拥有年产钢铁七亿吨的生产能力，而全球的需求量只有五亿吨，两亿吨的过剩生产力在中国，前段时间，湛江还要搞一个年产两千万吨的全球最大的单体钢铁企业。为什么地方如此热衷于投资？因为投资最见政绩，地方领导都愿意搞项目，没人愿意搞那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

内需提振不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分配，因为消费从经济学来讲是收入的函数，也就是说消费能力如何取决于收入，收入决定消费能力。我们的分配结构不合理，大量的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劳动所得偏少，这就出现了分配越向企业倾斜，投资回报越高，投资热情也就越发高涨，进而又提升了产能，而这些新开发出来的产能又必须要有人去消费，这样经济才能保持健康。但是，由于我们的消费不足，中国经济内部就会产生梗阻，我们称之为消费梗阻，它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发展一大阻碍。从1999年到2007年的八年时间里，劳动所得由52%降到39.1%，企业所得由原来不到20%，变为现在接近30%，并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地方债务却变得日益严重，各个城市都有一个所谓的城市投资公司，通过它来发债，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有些地方的建设是有成效的，绝大多数地方的建设是没成效的，带来的是一届政府的辉煌政绩，留下的却是几届政府填不满的窟窿。

第三，分配结构失衡，两个比重下降。总书记把中国产业结构失衡概括为三句话，叫第一产业不稳，第二产业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一产业不稳，就是中国人靠天吃饭，农业脆弱的问题依然严重。当前我国的农业从农业发展上看，它所依存的最为重要的物质条件——土地，正在不断减少。一方面，土地有限，另一方面，农业又是一个弱势产业，如果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解决农业生产设施的问题，中国人的吃饭困难、粮荒始终是中国挥之不去的阴霾。

第二产业不强，一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技术进口的依赖程度超过50%，大量的专利技术和设备是进口的。虽然有许多知名的品牌在中国设厂生产，但核心技术都是人家的，利润中的大头都被他们给挣走了。二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导致产品的附加值低。目前，我们国内生产的附加值大概在26%左右，要比发达国家低22%左右。以一个芭比娃娃为例，在美国卖20美金，但从中国生产出来以后，装箱运到美国，其到岸价格仅为两美金，其中还有一美金的运费和管理费，剩下的一美金中65美分是原料的成本，留给中国的只有35美分。在整个价值链中，我们费了那么多心思，污染了自己的环境，用了自己的原料，才只获得了1.75%的收益。当下最时髦的ipad，在中国售价大概是300美金，其中苹果公司没费“一枪一弹”拿走80美金，中国企业辛辛苦苦，就为了中国制造，只挣了4美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品牌，给他人作嫁衣裳。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在2010年，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只有43%，只比2009年涨了0.4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处于我们这样的工业化水平时，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在50%以上。中央为什么这么强调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跟制造业相比，它的盈利空间是最大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1979年买一台12寸的黑白彩电，大概需要1700元，如今我们用贬值的1700元可以买到一台32英寸的超薄的液晶电视，产品改善了许多，但是价格却贬损了，反过来，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花30块钱就可以雇到一位好保姆，但是如今花三千块钱都可能雇不到，两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服务业的利润有多大。而服务业之中，又以文化产业的收益率最高。一部《让子弹飞》挣了好几个亿，这需要生产多少双尼龙袜才能达到呢！所以说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很大。

第四，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中西部发展滞后的矛盾突出。中国的区域不平衡表现为矩阵式的区域差。不仅东中西部差距巨大，而且在发达区域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汪洋同志就曾认为全中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是富起来的地区怎么去救助贫困地区，这是我们当前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五，对外贸易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的矛盾突出。贸易结构失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口的结构不合理，每年出口的量很大，但由于附加值低，所以相对利益较少，比如卖到国外的鞋子，只相当于意大利鞋子的13%，汽车只相当于德国汽车的26%，计算机只相当于日本的19%，这都是由于缺乏品牌，我们生产的鞋子并不比意大利差，一件衬衫印上意大利制造就要数千元，国内的衬衣卖到两三百块，老百姓都觉得贵，一只爱马仕的皮包就要六万人民币，顶得上两辆奥拓车的价格，同质不同价。另一方面，进口结构失衡，过度依赖国际进口。我们的石油、铁矿石、铜矿都需要大量地进口，在进口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三大矛盾：一是能不能买的起，由于中国巨大的需求量，几乎现在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会涨价的地步，这么高的资源价格，我们承受的压力十分巨大；二是能不能买的到，由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具恶化和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原材料供应变得相当不稳定，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需求愈发难以得到满足；三是能不能运的来，中国从地球的西端运送物资回来，必须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马六甲海峡周边都是美军的基地，因此，一旦美国要对中国采取行动，封锁马六甲海峡，就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中国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循环中是非常脆弱的，为了满足生产出口的需要，我们要向全球采购资源，其结果就是把大量的好处给了资源国，现在巴西靠中国采购需求崛起，澳大利亚财政也因中国对资源的饥渴而充盈，我们高价买来资源，然后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商品卖给美国，美国人给我们的都是量化宽松的美元，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水分，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高达九千亿，反过来，我们还要回去买美国的国债，在这样的双循环结构下，其最后结果就是恶性竞争。

三、体制性障碍制约严重。我们的价值体制不合理，很多的资源没有充分反映它的价值，比如说农产品，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着世界20%的人，应该说中国土地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应该是最贵的，但是中国的粮食价格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这就造成一方面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农副产品被大量浪费。在理顺经济体制的同时，还需要在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上做出更大突破。

“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主题和主线

在前述的大背景下，“十二五”规划纲要就需要有一个未来五年中国到底坚持什么样发展主题和主线的问题，以及到底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的问题。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大的战略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清楚认识到尽管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相对落后的生产力跟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我们事业的主心骨还是发展，离开了发展，什么问题都是零。

“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新美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无论答案如何，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条道既不是美国人划的，也不再是过去苏联社会主义的，而是中国用了三十多年的努力探索，摸索出的新道。今后五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按2010年价格计算，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55万亿元。这一目标的制定是为了摆脱过去传统的唯速度论，把增长速度从“十一五”7.5%的基础上降低到7%。现在人民币兑换美元大概是1美元兑换6.6元人民币，那么，到“十二五”结束，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是九万亿美金，几乎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1.8倍。

在这一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的统领下，很显然，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跟其他发展方面的关系，如何针对经济生活中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真正探索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路子，仍然是我们“十二五”期间要做的“功课”。因此，“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主题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发展不放松，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在上新台阶。

中国社会出现这么多的社会矛盾，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蛋糕太小了，如果我们的蛋糕能够再大一点，可以分给那些穷人多一点，可能社会关系就会好很多，因此，发展速度对于中国来讲依然很重要，现在很多人认为发展不再要求速度，这完全误读了中央的意思。没有了速度，降一个百分点就是80万到100万个失业，涨一个百分点就是80到100个人的饭碗，这就是速度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好处。世界留给中国的发展时期并不是很多，如果我们忙别的，心有旁鹜，就可能贻误战机。说到底，地球就这么大，国际市场就这么多，谁发展的快，谁就能占据先机，当然，现在强调的速度不是过去我们片面强调GDP发展的速度，它是强调内涵和质量的速度，但是，合理发展的速度仍然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主线就是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的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旧的经济发展方式集中体现在“三高”上：

一是高投入。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了15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直很高，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42.7%，2006年为40.7%。最近我也测算了一下，在“十一五”期间，我们是投入七块钱才挣一块钱，效率非常低。

二是高消耗。我们的每单位GDP能源消耗量是世界平均消耗的3-4倍，万元GDP耗水为193公斤，世界平均水平是55公斤。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明显高于国际水平，火电煤耗高22.5%，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工业万元产值用水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仅为国外先进水平的1/2。2009年我国消耗了世界46%的钢铁，43%的煤，48%的水泥，仅创造了7.3%的GDP。显然，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代价也很大。

三是高污染。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全球污染最严重的30个城市，中国占了其中的21个。全国七大水系中有五大水系有不同程度的污染。长江、珠江、松花江、淮河、黄河、辽河、海河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40%左右的断面属Ⅰ～Ⅲ类水质，60%左右的断面属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全国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滇池、巢湖、太湖污染最为严重。太湖周围平均每平方公里达到了5.7个化工企业。有人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有河皆枯，有水皆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