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的通知

各局、各区党委及纵队：
　　（一）蒋虽被迫接受停战并可能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但我们必须在此时机，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争（包括特务斗争）会松懈下来，相反的，在武装斗争基本上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
　　（二）为了上述目的，《解放日报》一月七日社论与蒋的元旦演说应印发作为全党的教育材料，发动党内党外予以讨论。
　　（三）杜鲁门声明，三外长会议关于中国的声明及贝纳斯十二月七日与十二月三十日声明，这些都是国民党所极不愿意宣传的东西，我们则应大量予以宣传（尤其对于在国民党影响下的人民与军队）。这些材料及有关的延安评论，可以合印成册，或与上述蒋之演说及《解放日报》一月七日社论合印成册普遍发行。
    中宣部
    子元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附：
    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解放日报》社论）
　　被国民党方面再三延宕的政治协商会议，据说要在本月十日开会了。虽然政治协商会议还在去年十月就已由国民党政府同意召集，但是直至三个月以后的今天，据说国民党方面对它还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作过什么带建设性的表示。重庆社会早已传出：国民党对于这个为中外外方一致重视的会议，完全抱一种敷衍的态度，简直不打算在这个会议上解决任何问题。这个态度，在今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氏的广播演说中，已被完全证实了。
　　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什么重视政治协商会议呢？一言以蔽之，希望这个会议能为中国今天险恶的政治形势求得一种解决，即能够停止内战，并对造成内战根源的独裁制度加以决定的改革。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早已应该废止了。还在前年秋季，中国和外国（首先是美国）的舆论界就已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的主张，接着中国共产党就根据这个主张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正式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并曾获得罗斯福总统的赞助。在这以后，虽然如同罗斯福总统所说，“现在一切似乎已经无望了，因为国民党对延安的修正案提出了一些全然荒谬的反对”（见斯诺：《苏维埃政权的模型》第八章），但是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不但没有放弃过这个主张，并且进一步要求首先召集各党派与无党派民主分子的代表会议，以求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得以经过这一会议而具体实现。去年八月底，毛泽东同志应蒋介石氏的邀请到重庆商讨国家大计时，又一次提出召集这一会议的问题，虽因自高自大的国民党当局坚持不愿接受党派会议或政治会议的名称，而力求团结的共产党代表也不愿与国民党在名称上争执不休，所以会谈纪要便写做政治协商会议，但它的任务还是规定为“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这里所谓协商国是与讨论国民大会，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而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国民大会”，却是国民党“训政”当局一手伪造的一个反对民主的、加强独裁的、破坏团结的、扩大分裂的东西，是一个企图把一党专政合法化并延长到无限期的东西，所以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中国国是中的这个根本关键，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中是明确地表现出来了。杜鲁门总统要求“国民政府与中谁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并“召开全国主要政治分子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而为了解决内争，促成统一，这个代表会议就必须有权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杜鲁门总统说：“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此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外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建立作为国家向民主进展之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度。”杜鲁门总统肯定政治民主化应该足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他说：“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自治性军队及中国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合成一中国的国军。”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重申改组国民政府使之民主化的必要，并用了更明确的词句：“必须广泛地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或译各级）机构中。”十二月三十日，美国国务卿贝纳斯的广播也复述同一的论点，并明白指出只有和平民主才能达到统一：“要保证在国民政府下的一个统一和平与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并让民主分子广泛地参加整个国民政府”。现在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必须是实现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使一切民主分子在整个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之一切机构中都有广泛、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既然要无条件地和有效地结束一党训改制度，当然要无条件地和有效地结束一党训政制度的私生子——党国民大会，当然不能允许在这个“有效的”民主联合政府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成立的时候（这是完全可能的），就如国民党当局所布置的在五月五日“移交权力”给那个莫名其妙的没有一个民中分子承认的私生子，使中国更加走上独裁与分裂，而又把这种“移交”美其名曰“宪政”，以欺骗国人。全中国与全世界所希望与重视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这样—种全权的无条件停止内战与无条件结束一党专政的会议，在这一点上，什么歪曲躲避的余地也不能有。
　　对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与三国外长会议的公报，国民党当局都宣称完全同意，蒋介石氏更说是“杜鲁门总统之声明与我之声明完全一样，杜之意见亦即我之意见”，因此人们对于蒋氏在宣布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日期同时所发表的广播，不能不抱有很高的希望。人民都希望从他的演说中，听到他对于将在十天以后开幕并将决定中国今后历史方向的这个会议的意见。非常可惜，蒋氏的长达五千字的演说，虽然涂着很厚的和平民主词令的脂粉，却故意一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一字不提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的声明。而尤其可惜的是，他在实际上是严厉地拒绝了他们关于中国的建议，严厉地拒绝了付与政治协商会议以任何权力——甚至讨论召开国民大会这样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因为国民党当局未经任何协商即于去年十一月宣布今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而蒋氏的演说竟也再三地肯定了这一点，虽然他还说这是尊重各党派的意见。蒋氏在他的演说中强烈地但是不指名地责难并污蔑共产党，企图把内战与内战所造成的各种破坏都归罪于共产党，但是这些我们却不愿意多加辩解，因为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和平日报》）几个月以来就一直宣传“反内战者即是共产党”，而国民党是“反反内战”的，即此一端，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蒋氏对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见解，这是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命运有直接关系的。蒋氏坚称：“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下是和平民主，而是他的“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不管这些军令政令是否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否违背人民的基本权利与普遍意志。他也说内战是可以停止的（他文雅地称之为“收束军事”，因为虽然全世界都已在谈论中国的内战，中国的军事委员长却是至今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内战的），但不是无条件停战，而是“必须首先恢复交通”，就是说必须首先恢复他扩大内战的便利条件；国民政府是可以扩大的，行不是先扩大政府后统一军队，而是相反，在政府民主化以前，必须首先把八路军、新四军交给国民党亦即交给他个人，就是说必须首先保证他扩大独裁的便利条件，民主是可以实现的，但不是由联合政府来实现，而是必须首先在四个月以后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或独裁大会，这是“根本大法不容变更”，也就是独裁大法不容变更。蒋氏的这些见解，显然是与中国一切民主分子以及杜鲁门总统和三强外长的观点不相容的，如果依照蒋氏的见解，那么政治协商会议就没有召开的任何必要。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人们就不得不首先正视、审查与解决这个根本的分改：在一方面，是中国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全体人民的要求，是美国、苏联、英国三国人民与政府经过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所声明的愿望，这就是经过政治协商会议来无条件地停止内战，结束独裁，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此而实现中国的统一；在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氏与国民党内的少数军阀、党阀、财阀的企图，这就是不让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任何问题，继续保持独裁，并以继续内战为继续独裁的后盾。前一种意见是得到全中国与全世界的支持的，直至蒋氏的演说发表以前，也是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口头支持的，但是现在蒋氏已经起而攻击这种见解了，分歧是已经表面化了。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漫〔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解决这个分歧将是一个严重复杂的斗争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将大大地教育中国人民，使人民有充分的机会来识别究竟谁是谁非，识别每一个党派、每一个报纸、每一个人物的政治面貌，看他们究竟是站在那一边——究竟是拥护人民的，或是反对人民的。
　　纽约前锋论坛报在批评蒋氏的演说时问道：“中国之和平岂仅赖重弹老调所能获得者乎？”蒋氏演说中的论点，虽然确是一些久遭全国人民拒绝的老调之无味的重复，并显然与全中国民主分子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见解相对立，我们现在为了审慎起见，仍然不妨作一番耐心的客观的考察，看看他的论点中是否也包含若干片面的真理？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以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计划，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复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在外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天皇都实行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但是在他们的统一之下，并没有达到过什么和平、民主、繁荣等等，他们说是巩固了国防，但结果却是毁灭了自己的国家。至于在中国，中国人民对于这种统一的经验尤其丰富。中国有几千年统一的历史，这些统一都经过了专制的方法或“训政”的方法（蒋氏曾经无数次赞美中国专制时代的“民主”，并责备当时人民的“自由太多”），但是“训”了几千年究竟还是不曾“训”出过一个民主来。民国以来，每一个实行军事专政、个人专政的军阀都宣称：在他们的统一之下将有和平民主等等，但是三十五年中也没有一个人兑现过。蒋介石氏与他的前辈军阀们有什么不同吗？有的。首先，他比他们多一个全国范围的盖斯塔波式〔1〕的一党专政，过去的军阀从来没有梦见过这种恐怖的工具。其次，他的军事专政比他们强得多，因为他有空前庞大的私人化和特务化的军队，其规模也是过去的军阀所没有梦见过的。最后，他的个人集权的程度也远超过过去的任何军阀，他无论在他的党中、军队中或政府中，都是绝对地独断专行，他个人的“手令”可以改变任何政府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决定，因此除了人民的反抗就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约束他的任何活动。蒋氏比这些军阀更多一些“民主”的“理想”吗？决不。蒋氏说他现在不能实行民主，是因为没有统一，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他至少已经“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其时间已经有十八年之久，但是他曾经在那一天那一处小地方实行过那一点民主，改善过那一点民生吗？十八年来在蒋氏的统治区“统一”是一年比一年多，但民主是一年比一年少，因为他的特务机关与特务化的军队，是一年比一年发展了；人民的穷困与国家经济的危机是—年比一年加深，因为他的官僚资本集团与贪污恶霸集团的统治，是一年比一年发展了。他的军队与政府的军事预算虽然一年比一年膨胀，但是“九一八”以来特别是“七七”以来的事实证明，蒋氏军队的国防力量却是惊人地下降，因为他的军队是只为打内战，也只会打内战，这种从精神上物质上破坏国防力量的内战是他十八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的。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确是人民赠给他的军事领导的确当的评语。凡是这一切他都想用不统一来辩护，但是事实岂不恰恰相反，这一切岂不都正是他实行独裁“统一”的结果吗？退一步说，他诚然没有“统一”全国，但是共产党与他比较起来，格外是没有“统一”全国；蒋氏有中央政权和大部分中国，而共产党只对于小部分中国的地方政权能够发生领导的影响。可是看吧：为什么共产党在它发生领导影响的地区，不论省、县、区、乡，都能实行人民的选举，都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呢？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装备和给养都不好，但是却能够八年坚持在最前线抗击大部分敌军与几乎全部伪军，这个事实难道也是由于共产党“统一”了全国，而蒋氏没有“统一”之故吗？蒋氏说：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国家莫大的耻辱和损失”，但是难道抗击敌伪就叫做莫大的耻辱和损失，而一触即溃，一退千里，观战避战，曲线救国，制造了一百万伪军，而且至今仍与敌伪和平共居，共同反共，反而叫做莫大的光荣和收获吗？蒋氏的演说责备共产党妨碍建设，妨碍人民的安居乐业等等，但是蒋氏何不让人民自由地往来比较，看看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与从事建设的地方，究竟是延安还是重庆，究竟是北平还是张家口呢？共产党在和平的区域努力恢复交通，而蒋氏则不但用内战来逼迫共产党破坏交战区域的军事交通，而且用封锁解放区来破坏非交战区域的和平交通，用运兵来破坏蒋氏统治区的和平交通，用轰炸来破坏解放区的和平交通。那么破坏交通者究竟是谁呢？这一切岂不说明，蒋氏以不“统一”来辩护自己的罪恶，是完全不足置信吗？不但如此，凡是共产党所曾解放而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所侵占的地区，对于蒋氏来说也就是由不“统一”而“统一”的地区，其原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亦莫不立即在蒋氏的军令、政令与其执行者贪官污吏、特务、恶霸的“统一”之下归于残酷的毁灭，这个情形也是举世所共知的。这岂不说明，凡蒋氏“统一”所及之处，凡奉行蒋氏军令、政令的忠实同志足迹所到之处，恰恰是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不能存在之处吗？平心而论，蒋氏所“统一”的地区，不但绝对不能与共产党所领导建立的民主自治地区相比较，就是比之他所指的军阀也有逊色。蒋氏说龙云是军阀，用武力行他逐出云南，以实现蒋氏军令政令在云南的“统一”。但是看吧，龙云之在云南，与杜聿明之在云南如何？不是蒋氏也不得不明令撤杜的职以谢罪于天下吗？杜去而关麟征来，关之在云南又如何？不是蒋氏又不得不明令撤关的职以谢罪于天下吗？但是虽然如此，龙云依然不能复职，而杜聿明离开云南，马上就又向辽宁、热河“统一”军令、政令去了，关麟征因为闹出了民国以来未有过的军警开入学校杀人的大血案，暂时不免要避一避风头，但是不但没有依法惩治，而且赏了“忠勤勋章”。蒋氏军令，政令在所谓收复区“统一”的结果，尤其使得中国人民得了一个寒心的教训，就是蒋氏的“统一”在若干方面竟与敌伪的“统一”不相上下，人民的生活比以前甚至还更痛苦，急得以拥护蒋氏“统一”著名的《大公报》也不能不大声疾呼“莫失尽人心”。这岂不说明，依蒋氏现在的作法，则必然是愈“统一”而民主民生愈悲惨吗？这是蒋式“统一”过去与现在的情形。将来又如何呢？就依蒋氏自己在这次演说中所宣布的，将来的结局，也不过是召开一个一党国民大会即独裁大会而已。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无一不出于逼选、贿选，代选与指定，是世界与民国历史上最丑恶的国会，这个国民大会所准备通过的“五五宪草”，规定总统有一切权力，而人民权利可以被无限制的剥夺，是世界与民国历史上最独裁的宪法。经过这个独裁大会，通过这个独裁宪法，蒋氏允许我们一个为世界法西斯主义者所标榜、为中国法西斯主义经典《中国之命运》所抄袭，反自由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全民政治”。这就是蒋式“统一”完成后的蒋式“民主”。请问：中国人民能够接受这种“统一”，能够接受这种“民主”吗？中国人民与一切外国人民一样，当然是要国家统一的，但是中国人民所要的统一，是一个足以保护国家与人民的统一，是一个民主的统一，这个统一与蒋氏口中的“统一”，能够同日而语吗？
　　第二个问题，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能否统一中国的问题，其答案也是否定的。无论在外国，在中国，的确都有过一个历史时期，曾经能够实现这种“统一”，但是这个历史时期是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在中国，如果不说一百年，至少也已有五十年是不能实现这种“统一”了。五十年来，中国的人民为了求自由独立、安定繁荣，始终希望中国的统一——在民主基础上的巩固的统一。但是中国的独裁者们世袭地拒绝这种统一，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独裁始终与人民相分裂，虽然他们反而责备人民破坏“统一”。自从清朝末年的皇帝责备孙中山先生组织“自主的军队”破坏了他们的“军令政令统一”，企图以武力维持自己的“统一”以来，这种分裂的局面就不曾有过根本的改变。蒋介石氏演说中要求人民不要“坐视国家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陷于分崩离析的绝境”。但是民国初年，应负国家分崩离析之责者究竟是谁呢？蒋氏自己也说，这是因为“袁氏窃国，民国颠危，国民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于是有民国二年以来的革命”。换句话说，造成国家分崩离析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得到世界各国承认，坐在中央天天高唱“军令政令统一”的窃国军阀袁世凯。袁世凯当然不说自己是军阀割据，而说当时的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各都督是军阀割据，对付所谓民国二年的革命，袁世凯的唯一法宝就是“统一”。他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之问题，……于行政之系统上，中央不能不求统一之法。”但是今天盖棺论定，孙先生（以及孙先生部下一分子的蒋氏自己）虽然组织“自主的军队”，虽然被责为破坏军令政令统一以至破坏交通等等，还是叫做反军阀，叫做革命，叫做民主，叫做求统一。孙先生晚年北上与另一窃国军阀段祺瑞谈判和平统一，希望段氏实行民主，这就是蒋氏演说中所引用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口号的由来。醉心独裁的段祺瑞拒绝了孙先生的谈判，迫使中国爆发了大革命。中国本来有希望在这个大革命中达到统一，不意又发生蒋氏窃国，民国颠危，国民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于是有民国十六年以来共产党与全国革命人民对于蒋氏极端白色恐怖的武装自卫与民主运动。在蒋氏独裁与内战政策之下，“九一八”事变起，共产党不念旧恶，本“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个呼吁，直到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才得以开始实现，但是有功于这个和平解决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却至今还没有得到自由，而蒋氏对于共产党从民国二十八年以来也没有一天停止过武装攻击。抗战结束以后，共产党仍本“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建国，但自去年十月，国共会谈纪要发表以来，蒋氏反而变本加厉，密令全国“剿匪”，在“复员”声中把抗战时期被调到老远后方的二百万大兵统统动员出来开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去打空前大规模的内战，把全中国投入纷争不安之中。五十年来，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这样地充满这种独裁者所制造的内战的。可是看吧：中国究竟是左这些独裁者的手下“统一”了呢？还是分裂了呢？一切这些分裂，难道不都是独裁者们所谓“统一”政策的结果吗？独裁的“统一”就只能产生分裂，唯有与民主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够真正达到统一。如果段祺瑞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如果蒋介石氏接受了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那么中国的统一早就实现了。蒋氏及其一派说解放区的地方自治妨碍统一，但是人民自己选举政府，这不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的根本规律吗？蒋氏自己也说要还政于民，为什么对于已经还政于民的地方又要实行夺政于民呢？在地方范围内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政令，这有什么政令不统一之可言呢？难道四万万五千万人除了一个人以外都不能自由活动，才叫做政令统一吗？由于不承认人民有选举地方政府与决定地方法令的普通权利，蒋氏及其一派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的政治分裂。他们幻想用武力统一来解决这个政治分裂，结果不但没有找到什么武力统一，而且找到了一个武力分裂。为什么是一个武力分裂呢？因为五十年来，政治上的独裁与民主之争，常常引导到军事上的独裁与民主之争，政治上的独裁者总是依靠私人化、独裁化的军队去消灭民主分子，迫使政治上的民中派不得不创造真正国家化即人民化的军队，这个真正国家化即人民化的军队因为合子历史与人民的需要，不但不能被独裁者所消灭，而且愈来愈强大了，其主体在今天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并不利用这个军队来寻求分裂，相反地是利用它来寻求民主的统一，所以抗战爆发，这个军队就成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可是坚持军队私人化、独裁化的蒋介石氏，不愿意利用这个军队的榜样来使自己的军队国家化、人民化，反而在事实上与法律上拒绝承认八路军、新四军，诬之为“奸军”、“匪军”，用一切力量来加以“围剿”，这样就造成了今天的武力分裂。既然蒋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抱着这种分裂的方针，证明自己的军队是完全党派化、私人化、独裁化，而不让任何国家化、人民化的军队存在，那么，为了保证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人民化，作为中国军事改革核心的八路军、新四军，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当然决不应该送给独裁者去消灭，如果那样做了，就不但是冒险，而且是犯罪——对于中国军事改革的犯罪，因而也就是对于中国民主统一的犯罪。中国的人民既然为民主统一坚决奋斗了五十年，既然不曾接受满清的独裁统一，也不曾接受袁世凯，段祺瑞的独裁统一，也不曾接受十八年来蒋介石氏的独裁统一，那么，如果蒋氏今天不抛弃他的独裁方针，纵然他用继续内战来威胁，也必然吓不出什么“统一”来。因此，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五十年来的历史都证明了中国的统一只能走民主团结的道路，而绝对不能走独裁的道路。
　　如上所述，蒋氏的论点是不能经受任何事实的考验的，是并不包含任何真理的。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相反地，只有按照中国民主党派与世界民主强国的要求，经过全权的政治协商会议，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蒋氏的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广泛、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就既能得到民主，也能得到统一。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是果。对于这一切简单的因果关系，蒋氏难道是不明白吗？当然他明白，他之所以故意倒果为因，只是为了寻找借口来保存他的独裁罢了。其实中国人民和世界民主强国一样，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就承认国民政府是实现民主统一的便当的机构，就从未打算推翻这个政府而另起炉灶，因此蒋氏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仍然将保持他的一定的地位，虽然决不能再是独裁的地位。蒋氏说他对于“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我们认为，蒋氏如果牺牲个人而服从人民，牺牲独裁而服从民主，将是他对于革命所尽的最伟大的责任。蒋氏在抗战结束以后，仍然坚持独裁与内战政策的结果，如他自己所说，确已“使我们八年余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国家地位与民族光荣，顿时为之降低”，并遭遇“任令中国成为国际上唾弃的落伍者”的危险，所以贝纳斯十二月三十日的广播，就已经公开声明：“为内战分裂之中国，将不能在盟国中占有其应有之地位，及确当地履行其国际义务”。不幸蒋氏的元旦演说，依然重复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不过历史的趋势是已经确定了，无论蒋氏及其一派如何抵抗，中国的和平民主，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奋斗与民主友邦的同情声援之下，终将获得决定的胜利。我们是希望团结统一的，因此我们仍然希望蒋氏及其一派能够善审时机，放弃成见，与中国一切民主分子通力合作，使政治协商会议得到圆满的收获，从而使中国迅速走上和平建设的光明大道，并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
　　根据1946年1月7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盖斯塔波式，即盖世太保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