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小英：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浙江省纪委、绍兴市委、市纪委举办了以周恩来精神风范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包括策划、组织编写了《周恩来精神风范》一书，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人民群众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仰和爱戴。张爱萍同志在谈到周恩来时，讲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每当想起周恩来，就从心底产生一种意念：含辛茹苦，清贫安身的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细想一下，在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爱戴方面周恩来确实是很“富有”的。冰心老人称赞他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

为什么周恩来能得到人民那样广泛、深切而持久的爱戴？因为他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他不仅功盖天下，而且品德高尚。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的楷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在他身上集中了体现了我们的党魂、国魂、民族魂。他身虽去，功不朽，浩气长存，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0年，延安马列学院派人到杨家岭接毛泽东去讲课。毛泽东严肃地说，不要“接接送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十里八里路算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党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抗战时期，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华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占有着大片的土地，而共产党则占有大片的人心。美国作家海明威与周恩来谈过一次话后，敏锐地指出：“如果这个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得人心者得天下”。正是靠着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我们党才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上”，建立了新中国。执政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靠着人民的支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闯过一次次急流险滩，包括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改革开放30年来，靠着人民的支持，我们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对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来讲，能否跳出历代统治者掌权后，因腐化堕落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近十多年来，包括执政74年的苏共、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大党老党，纷纷垮台。原因各异，但都与长期执政产生懈怠、官僚主义、公权谋私、腐败丛生，严重脱离群众有关。在研究苏共垮台的教训时，江泽民指出，“政权在手，不一定人心在握；群众在手，不一定力量在握”。任何政党，如果作风败坏，丧失民心，不管它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最终都会被人民抛弃，这是一条铁律。

总结各国政党执政的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党风廉政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我们党向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而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党肩负着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空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员干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陷阱，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十七大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号召全党要居安思、增强忧患意识，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周恩来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用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谱写了一部活活生生的共产党人德典，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精神境界、思想作风，完美、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对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很强的针对性，这也是编写这部书的初衷。

本书以周恩来精神风范为主线，由绪论和五章组成。

绪论着重从执政规律的角度论述了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的重要意义和现实针对性。一至四章以大量史实为依据，集中阐述了周恩来精神风范的内涵。

第一章突出了周恩来确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的政治品德。这是他的优良作风、高尚人格的内在根砥，即“诚于中而形于外”。 这一章突出了两个观点。一是理论清醒，行动才坚定。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坚定不移。周恩来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西赴欧洲，博览群书，攻读马列，对各种“主义”、各种思潮、

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推求比较”，并实地进行社会考察。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样确立的理想信念就不只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的了，所以才经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如何树立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有重要启迪。二是突出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必须处理好伟大事业与个人功名地位的关系。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就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上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解放全人类的实践。他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重名誉，不重个人名位。把个人的权位看成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实现“大志”的平台，而不是人生目标的本身。所以，在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组长。周恩来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对确立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作用。长征中，张国焘以四方面军人多为筹码，要挟中央，说如不解决“组织问题”（给他更大的权力），就“无法顺利灭敌”。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顾全大局，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后，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建国后，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提出了工资等级表，把总理与国家副主席放在一个等级栏内。传阅时，周恩来把“总理”勾下来，与副总理放入一个等级栏内。他从不宣传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宣扬他。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其中，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作出了特殊贡献。但是，周恩来从不以功臣自居。甚至还竭力抹掉由他首创或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某些东西，把他的重要理论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融入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在周恩来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这反映出他做大事 ，不争当大官，重事业，不追求个人名位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始终把领导职务看作一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责任。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承担过各种最复杂、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西安事变、劳山遇险、万隆会议-----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临危不惧，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忘我献身的精神。

这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使命感、责任感，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上。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是我党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濒于分裂的时期。周恩来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两次挽救党于危局，使党渡过了难关。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灾难中，他没有选择“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他身患癌症，去养病也未尝不可）；也没有选择“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是毅然选择了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忍不拔、顽强卓绝的斗争，尽其所能挽救危局。他抱着“下苦海”、“入地狱”，牺牲自己的决心，尽最大可能减少这场灾难对党和人民的打击，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结束这场灾难的道路。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忘我牺牲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李先念讲：“他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叶剑英讲“最艰难处显奇才”。陈云讲：“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再次为人民立下了大功，也体现出他的大德。

第二章重点写了周恩来的“廉洁奉公，鞠躬尽瘁”。周恩来是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政廉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邓小平讲，周总理“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华侨称他为不知疲倦的“钢人”,外国人称他为“全天候”总理。他被看作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代表。

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办事严谨周密，一丝不苟。带出了好的队伍，形成了好的作风。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他对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科学的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支对人民高度负责、具有严细精神的科技队伍。钱学森讲，由于总理的精心组织领导，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死人最少，花钱最少，发展很快，效果很好。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业绩。从中可以体会到，胡锦涛同志要求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不仅是个作风问题，也是提高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问题。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它是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吃苦在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今天看来，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周总理终生保持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建国后，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厦，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政府大厦。”他反对各地建楼堂馆所，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困难时期，国务院开会，不上茶。在一个大盘子中放上一小包一小包的茶叶和烟，上面都标着价，谁用谁付钱。他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他所住西花厅的房屋，窗户列开大缝，冬天工作人员只好用报纸把窗户缝糊起来。地面潮湿，铺的是大块方砖。有关方面，几次要给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绝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简单地维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后来部长们说，“总理，你别再检讨了，再检讨，我们都要落泪了。”总理说：“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副总理、部长们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其实，他的住房设施非常简单，办公室连个沙发也没有，还是他检查出癌症后，毛主席送给他一个特别的单人沙发。他的笔筒就是个普通玻璃杯。他日夜批阅文件，连个台灯也不让买，还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铁棒、铁皮给他制作了一个。西花厅有养鱼池、水榭，但是，周总理生前没有让放过水，他说浪费。他之所以终生艰苦奋斗，是因为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而是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1963年他对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讲，领导干部要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

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这些教诲，在今天听起来也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这一章特别突出了周恩来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乘车到医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自己交汽油费。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

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周总理还强调执政党的干部要过好亲属关。他说：“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没有子女，但对自己的亲属、晚辈，不仅不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因胃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认为当参事等于不工作，拿干薪，影响党的形象。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意见，让胞弟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他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员。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把周恩来的侄媳妇孙桂云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恩来知道了，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劝侄子侄媳带头响应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号召，后来一同调回淮安。周恩来的表兄万叙生写信请他为当临时工的表姪女安排个正式工作，周恩来回信说：“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殊照顾。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国刚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侄儿周荣庆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在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周恩来又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插队。 1970年12月，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总理对周秉建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总理生前对亲属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无工作者总理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许请客送礼；不允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艰苦朴素；不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特殊。五十年代，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提出警卫保总理的安全，医生保健康，秘书保工作 ，周恩来看后，又特别加上一条， “保政治影响”，即周总理、邓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党的政治影响。在商品短缺年代，总理出差，规定身边工作人员不能在所住招待所买内部价的便宜东西，需要什么，到市场上去买。“文化大革命”中，总理知道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人走后门，把孩子送到部队当了兵，很生气，都让他们给孩子办理了退伍手续，仍送回农村插队。

第三章“海纳百川，品德纯美”，着重写周恩来以人为本，坚持唯物史观，从内心深处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者，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求真务实的品格。他重义守信，待人以诚。他是把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得恰到好处的政治家。他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实事求是，在关系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利益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退让；在该坚持的原则问题上，决不动摇。他坚持真理，但他又非常重感情，讲信义，通情达理，为人敦厚热情，品德纯美，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都有他许许多多的知心朋友。在人们心目中，他是领袖、伟人，又是良师、益友，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好公仆。

第三章特别写了一节“志同道合，模范夫妻”。周恩来品德纯美，不仅表现在战斗、工作、社会生活、人际交往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是思想和灵魂的结合，是共同信仰、共同理想的连结，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互敬互爱的夫妻情感人至深。

在艰难困苦、生死关头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疡，邓颖超三天三夜守在他身边。因无法消毒，只好用雪山上的冰块敷在肝区上部，以控制炎症的发展。三天后，周恩来排出半盆脓，才转危为安。周恩来清醒后没有两天，邓颖超因掉下沼泽后就发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了。邓大姐坚持把这支针留给周恩来，自己靠坚强的信念挺了过来。

在事业上，他们互相理解、互相鼓励，配合默契。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委员职务，担任部长。周总理都没有同意。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实行薪金制时，有些人争级别，闹待遇。周恩来为在全党树立廉洁奉公，正确对待名权位的好风气，总是带头压低自己和邓大姐的工资、职务和待遇。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5级，周总理又给改为6级。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提议让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件事压下来了。总理去世后，1976年12月，邓颖超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她的秘书赵炜问及是否知道当年毛主席的提议时？邓大姐说，早就知道此事，并且很平静地讲，“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

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心，相濡以沫。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邓颖

超的健康。他有夜间办公的习惯，有时开会，凌晨三、四点钟才驱车回到家。为了不影响邓大姐休息，总是与工作人员蹑手蹑脚地从屋后的小道绕行。外交秘书陈浩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周恩来小道”。

有一次会见客人，按组织上安排，邓颖超与周恩来一起见客。平时是在楼上会见客人，秘书正要做准备，总理到了，吩咐说：“今天小超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小超上楼了。”事情虽小，但让人体会到关心之细微，爱情之深厚。

参加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在一个星期中只睡了l3个小时的觉，他怕邓颖超担心，回国前特别嘱咐秘书：“不要让小超操心，她身体不好，我睡得少，回去补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有时到早上八九点了还没有睡觉，邓大姐怕干扰他的工作，又担心总理的健康，就写个纸条，让工作人员放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提醒他“恩来，该休息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热烈而经久不衰，老而弥坚。1969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心。总理安全返京，一进门，邓大姐就快步迎上去，说“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周总理把邓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拥抱在一起，周总理深深在邓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令人羡慕，那么令人感动。

他们的婚姻达到了“革命与生活的和谐”。如黑格尔所讲，“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很有教益。

第四章着重写了周恩来的“民主平等，严谨守纪”。

他是平等待人之典范。他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有一次，由于周恩来的汽车驰入中南海时车速较快，警卫战士小韩没有看清规定的汽车出入信号，就挥起指挥旗拦住了汽车。但当小韩看到周总理在车内向他微笑致意时，顿时不知所措，竟忘了向总理立正敬礼。周恩来看到了小韩紧张的神态，所以，一下车，就给警卫处领导打了电话，请转达对小韩的歉意，并热情地赞扬小韩坚持原则的负责精神。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当记者为了抢拍毛泽东与外宾握手的照片，把照相机的长镜头放在了周恩来肩上。拍完照片，发现把总理当成了长镜头的“支架”，十分内疚和不安。周总理却微笑着点点头，似乎是在说：同志，没关系，这有什么呢？周恩来经常提醒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在国务活动时我是政府总理；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群众中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他平等待人，因为他投身革命，就是为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他认为执政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他指出：党在执政后，“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执政党必须“经常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他不仅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民主教育，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完善党的执政方式问题。

周恩来具有很强的民主意识。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不仅要敢于和善于听取各种意见，而且还要主动地去“发现”、“寻找”各种意见，并创造条件使人能发表各种意见。他鼓励干部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讨厌那种唯唯诺诺，看领导眼色行事，人云亦云的作风。1971年9月上旬，一天晚上，总理在人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200人。讨论中，有一个用词，总理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提出意见，认为总理修改后用的词也不妥当，应再修改。这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开始总理也不同意纪东的意见，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争论。经过争论，总理说，“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最后，总理语重心长地讲，“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他是遵守纪律的楷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仍然像普通党员一样，自觉地参加党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和主动争取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监督。按时加纳党费。周恩来有个特点，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公民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凡是要求他人不做的事，他带头不做。对于党内的保密纪律也是如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爆炸时，当时不知能否成功，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周恩来说：“这件工作与邓颖超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告诉她。”邓大姐是见到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号外，才知道此事的。

他是开展批评的榜样。周恩来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过失误，也犯过错误。但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隐瞒。大一点的错误，他真心诚意地作检讨。对小的失误，他也不敷衍了事。他作自我批评，决不强调客观原因，而是首先着重从自己的思想、作风，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去找根源。他所领导的工作出了问题，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而且帮助有关同志尽快弥补损失。他经常严肃地、公开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求得党和群众的监督，并用于教育干部、群众。他说，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够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还要看他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他强调，“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他常讲：多少战友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还有什么缺点不能克服，有什么错误不能丢掉呢？

周恩来对干部、对工作要求很严，他也批评人，但总是出以公心，同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注意批评的方法和艺术，注意保护同志的积极性。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人们心悦诚服，受益匪浅，甚至想多听听他的批评。

如果每一个党员，特别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够像周恩来那样，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就会更加充满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就有了更加可靠的政治保证。

第五章着重写了周恩来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方法和途径。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经说，她之所以要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而不是现在西方宣扬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价值’。”周恩来的一生，不仅向青年揭示了人生真谛，而且也揭示了如何成为“英雄”的“奥秘”。本书第五章，就是想使党员干部包括青年了解周恩来成为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英雄。周恩来之所以成长为人们公认的一代楷模，与他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也与他长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紧密相连。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实践中刻意进取、自我完善的结果。他在领导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率先改造、完善着自己，成为自我完善的典范。研究他进行党性修养的特点、正确途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增强党性，完善自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是会有很大启发的。

中央党校出版社及责编张克敏同志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书的版式、封面设计精美，照片也配得很好。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时间仓促，在本书的编写上，也留下一些遗憾，书中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