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后发生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在进行一场恢复社会结构的实验。恢复不等于重复。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改革之后还是要允许经营的自主性,所以允许有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这就形成了类似于改革前的工商业阶层。
一个社会结构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自身的社会记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从1917年到1991年,它的社会结构在解体之后就恢复 不了了,因为老一辈已经逐渐离去。而中国能够恢复,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1956年才开始的。1956年到1978年,也就是20多年的时 间,这一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仍然健在,在恢复社会结构的时候,人们还留有社会记忆。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50年代就曾被农民多次 尝试过,刘少奇很支持,但过去我们批判这是“三自一包”。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段社会记忆,我们才能在70年代迅速恢复到原来的结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由政治分层逐渐转变为经济分层。个体私营阶层,或者称为新生社会阶层得到了发展和壮大。1978年,个体工商户大体是 1534万,到了2007年达到了2621万,注册资本是7000多亿。私营企业在1992年时大约是13万户,到了2007年是520万户,注册资本大 概是8万3千亿。户数并不代表所有者人数,中国的私营企业平均注册的股权所有人大概是2.88人,由此可以得出大概是1300万人。企业所有者叫老板,所 以改革以后,应该说这是一个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当然对这个阶层,中央也有很多新的精神,包括十六大时,允许私营老板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中央政策一次很大 的调整。总的来说,还是鼓励这个社会私人经营。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身份的弱化。虽然还存在着户籍的限制,但总的来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松动。比如一些地方尝试推行的蓝页户籍制度,只要工作达到一定 的年限,就可以有当地的蓝色户口本。再比如,改革以前,受单位制影响,跨地域打工基本是很少见的,改革以后流动性增强了,允许个人到各个地方工作、经营。
当然,原有制度的惯性和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比如,一个农民进城办企业获得了成功,我们把他称之为农民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为什么还给加一个农民的头衔呢,这就是因为户籍的原因。
我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80年代末,这是中国城乡差距缩小到最小的时候。因为改革的初期,主要工作是在农村 展开的,农民获益,而城市并没有获得太大的益处。农民可以卖粮食,收入突然就提高了,造成社会核心群体特别不满意,当时有种说法叫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 刀的,一位做脑科手术的大夫,可能一夜的手术下来,只有加班费两毛五,这种现象当时被称为脑体倒挂。所以,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边缘群体受益,核心群体受 损。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包括结构定型化、利益碎片化、流动性变化加快。
首先是结构定型化。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阶层之间的流动率很高,跨阶级的流动很快,而结构定型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开始形成结构,出现了 所谓的上中下层,甚至连文化差异、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比如北京现在房价越来越高,有些小区被称之为富人区,学术上说就是区隔化。出现这样的现象,值得我 们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什么样的结构合理进行一番思考。我曾经经历过居住结构混杂的时期,一个居住区域不分阶层,单位扫地的员工和单位领导都住一个楼里。
其次是利益碎片化,与它对应的是冲突性整体的聚合体。当代社会虽然有很多利益上的矛盾问题,但基本上是比较碎片化的,换句话说,大家可能为了土地、房产或是小区的什么问题而上访,大规模的群体性矛盾比较少。
最后是流动性变化加快。比如说引起社会流动的原因,通过计算教育的受益率显示,过去,越上学收入越低,叫脑体倒挂,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干脆不上学了,到90年代以后,发现教育是正收益,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上一年学,将来他比接受教育较少的人的收入就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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