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失误及面临的挑战（3）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不用讳言，我们犯过错误，甚至像文革那样严重的错误，但在犯错之后，老百姓依然支持这个党，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犯错的动机愿望是好的，是好心办的坏事，而不是诚心跟老百姓过不去。这个国家政权是毛泽东这代领导人缔造的，谁想把它搞垮呢？我们看一看建国后的几次主要失误，都是好心做坏事。

第一次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战争严重扩大化。这是在整风过程中发生的。为什么要整风？因为党内有不正之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国内出了一些问题，有工人罢工，有学生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毛泽东等些领导人一调研发现是干部的问题，党内有不正之风，整下去才能密切干群关系。这一次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共产党人提意见。从五月上旬到六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好的，毛泽东也给予过肯定。但也确有极少数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接受的意见，他们表达了一种思潮：欢迎整风，如果真整风，就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叫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意见，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做出反击是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我们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反击，严重扩大化。文革之后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左右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人被冤枉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包括前不久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反右派还是这样定性：反击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这样的结论明摆着就是要坚守基本制度的底线。在基本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上，谁想改变，共产党都不会答应。所以这个失误有由来，而且不是从根上都错了。

第二个更加严重的失误是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的发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领导人太急了。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这代领导人都很急。当然急是有原因的，他们都经历过落后挨打的那段屈辱历史，建国之后又遭受西方国家包围封锁，5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又开始出问题。不可能不急啊，外债压力非常大。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不要说飞机，就连汽车、拖拉机、坦克全都不能造，只能造桌椅板凳，还能造茶碗茶壶，还冷却把麦子磨成面。如果要不迅速改变这个状况，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的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方法正确也不是不可以快一些，问题又在于第二点——没经验。我们对现代化工业没经验。当年我们过分看中钢产量的增长，指望在很短时间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一开始目标是15年，很快变成12年，接着又变成了10年，最后变成了2年就要超过英国。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先确定很高的钢产量指标，其他方面都得服从保障。最后，钢产量是上去了，但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破坏，再加上不少农村地区遭灾，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一度我国在经济上非常困难。这个错误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案例。当年，很多人真诚地参与了这个错误。后来邓小平讲过，“‘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

第三个严重失误是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就更复杂一些。这些年有人用权利斗争说来解释文革的发生原因，说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之间政权夺利的结果。因为毛泽东也不掩饰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但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是表面的现象，但如果仅仅用这个解释文革有几个重要问题是解释不清楚的。比如，毛泽东发动文革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或者还有彭真，为什么还打倒那么一大批老干部？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为什么文革还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在文革后期又讲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要再来一次？全都讲不通。另外，我们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是非常欣赏刘少奇、邓小平的，把这两位当接班人对待。他对这两位领导人不满是从1962年开始，不满原因主要是所谓“三自一包”。

“包”指的是包产到户，安徽这个时候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了解情况的领导人纷纷支持，刘少奇就提出应该在全国推开；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讲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讲这个问题；陈云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他讲的时候毛泽东只是听，不表态，第二天传出话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误。还有一个领导人更积极，那就是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他除了给中央写报告建议推广之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五个单位做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势，而不是单干。毛泽东后来对邓子恢最不满意，指名道姓地说他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毛泽东对所谓“单干风”批得最厉害。他说，党内现在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这就成了阶级斗争了。

“三自”：一是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的好，有的地方为了克服困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增加自留地的面积。二是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炼钢铁那样强调政治帐、经济帐似乎可算可不算。三是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

这所谓“三自一包”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主张，但在毛泽东眼里就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自然这些人就成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就得打倒他们、夺他们的权，文革就这么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有分歧，但绝不是什么权利之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当然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所谓“三自一包”不是什么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的判断发生了问题。那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跟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毛泽东主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以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方面是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我给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今天我们把这些当成了苏联模式的特征，而当年毛泽东是把它当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拿着这几条来衡量所谓“三自一包”，肯定是修正主义，来衡量赫鲁晓夫、铁托那更是修正主义，把反修防修标准搞错了。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他特别强调三点：一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他甚至带头降自己的工资。毛泽东曾经的工资是500多块钱，后来降到了400多块钱。二是政治上完全平等。干部得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下连当兵。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没有工资，也没军衔，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建国后评定工资标准、定军衔，有些人闹待遇，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后来取消了军衔制。三是精神上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毛泽东都非常关注，担心搞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得革命，就是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两个基本方面合起来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就想通过文革来实现他理想当中的新社会。

而他推行的三个方面理想必然有阻力。毛泽东对干部先是教育，教育半天认为老干部变修了，干脆打倒，弄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后来他发现王洪文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王洪文失望了。他对农民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间，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是想着多养几只鸡，多下点鸡蛋，集市上卖掉买点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了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生产主义，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限制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他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不光没实现反而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了。毛泽东到晚年意识到了这点，陷入了极大的苦闷失落之中。

1975年他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对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效果，但没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自己是文革打倒的对象，所谓桃花源中人。邓小平拒绝的背后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别说七分、五分了，就是一分他都不愿意。后来邓小平说的很明白，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是有个性的，但因为个性，他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而毛泽东就更加失落了。他也知道，包括江青在内，文革中起来的这些造反派不得人心，他几次批评江青，告诫她要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搞好团结，但不见效。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叫做《难忘的战斗》。当看到剧中自发欢迎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他放声大哭，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理想中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有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的理想跟现实巨大的反差使他伤感，但已经无力回天了。

我赞同《决议》的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这些问题当然要解决。但要靠加强对权利的监督，而毛泽东当年看中的是大批的打倒换人，而新换上来的一批人时间久了，如果监督跟不上，照样会腐败。这个教训是惨痛的，但他的愿望是好的。这几个大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二个方面是犯错期间也有重要成绩。这段路走得很曲折、很艰难，但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奠定了什么基础？一个是制度之基，根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这个时期建的；再一个是奠定了物质技术之基，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这个基础起码可以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体系，因为中国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军事工业。在毛泽东有生之年这样的体系建起来了，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比较合理。二是“两弹一星”的突破。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爆炸成功了。这绝对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可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三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四是在外交上取得成绩。最突出的就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得到改善。从朝鲜战争开始，中美两国激烈对抗，一直对抗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时，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那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就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期，导演了一个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一个大球。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中国建交的情况下来访问，这对美国总统而言，绝对是极其罕见，这件事震惊世界，其他西方大国纷纷同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得到改变了。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否则开放就无从谈起。另外，这个时期，我们党和人民还表现出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民族精神，这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像焦裕禄、雷锋、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等。这一代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强盛，做出了自己最大努力，甚至有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对他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们不给予积极的肯定，一方面违背历史的真实，另外一方面对他们也不公道，所以对成就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三个方面是我们总结了犯错的教训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一批共产党人不回避错误、正视错误，深入地总结犯错的经验教训。1981年的《决议》就是总结的产物。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过两次，这个特殊经历使他对文革教训中的思考比任何人都多、都深。他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特别爱谈历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常能找到他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上是这段犯错误的历史，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谈历史的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经过深入的总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地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子，这就说明文革的错误没有白犯，代价也没有白付。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

综合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老百姓还支持这个党，中国老百姓是宽厚的、宽容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宽容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党不可能永远不犯错，关键在于犯了错误怎么办？是掩饰错误，还是正视错误，是总结教训以后做得更好，还是以后照样犯错误，甚至犯的更严重。中国共产党做得这一切，我想老百姓就能够理解、能够谅解，老百姓就能够支持它。